据2013年04月23日中国新闻网报道，移民到一个新的国家，站稳脚跟、好好生活下去真不容易，对一个拥有妈妈身份的移民更是如此。悉尼的一些华人妈妈在生儿育女后未返职场，有的是以家庭和孩子的教育为重，但还有一些却是出于找工困难、无人帮忙看管小孩、保姆费用太高、上班后失去的政府福利、昂贵的托儿服务费、重返职场后收入增加不多等原因，或自愿或不甘地成为了全职妈妈。有的妈妈仍然心有纠结，有的处于摇摆之中，有的乐在其中。记者走访多位华人妈妈，倾听她们难返职场背后的隐情。
Anna：找工十个月未果
Anna 王(化名)在去年4月孩子快一岁时开始找工作，迄今已10个月，期间屡屡受挫，心态也从开始的充满自信、迫切执著，到后来的受挫沮丧，逐渐过渡到目前的淡定随缘。
于中国一所名牌大学之后研究生毕业后，Anna进入北京一家知名跨国银行工作了几年。后来怀孕，为了小孩的成长环境举家移民到了悉尼。起初Anna的简历主投金融类大公司，但上千份简历发出去后大多石沉大海，偶尔得到几个电话面试，也因工作年限太短、经验有限被拒。
Anna对记者说：“国内经常有猎头邀我跳槽，来澳州后却无人问津，我很受打击。去年家里有老人照顾宝宝，我特别迫切想找到工作，其间我在房地产公司做过销售，风里来雨里去跑了2个月，最后不了了之。对我来讲澳洲机会有限，跟北上广等大城市无法相比。澳洲的高福利政策，使企业用人极其保守。这里用人单位往往先看有没有本地学历、工作经历，国内过来的新移民往往一下子就被拒之门外。焦虑迫切的心态对于找工作的妈妈而言实在不适合，它会让妈妈压力很大从而产生负面情绪，并传染给家人，一屋不宁。”
Anna曾问自己为何如此执著于一定要找到工作，答案居然是“我必须”。Anna说：“在国内我们这一代人(尤其是女人)从小受的教育是要好好学习、自食其力、为社会创造价值，否则就是没理想没志气。多年寒窗苦读、高学历使我们眼界高、心气高，潜意识里总觉得没工作、做家庭主妇很没面子。这种想法让我们做全职主妇的幸福感和快乐指数一下子降得很低。”
后来Anna认识一些来自日本、韩国、还有台湾地区的妈妈们，发现她们把当全职太太视为理所当然，并且乐在其中。“当她们在学校里学习手工、家政课程时，同龄的我们却在奥赛、补课、年级排名中争夺，从幼年积累起来的心态不同可见一斑。最近我问自己，工作真的那么重要吗？答案是，相较家庭幸福和自己的快乐，它并没有那么重要。既然选择了移民这条路，如果不能随着环境改变心态，让自己受苦就太没意义了。”
Anna告诉记者，现在已经想得比较开了。“我出去工作，对家庭而言就是多一份收入，可以多买些奢侈品或每年能出去旅游而已，不出去工作也不过就是日子过的稍稍紧一些。快乐平和的心境才最重要。现在，我还是保持每天上网看最新的工作消息的习惯，还是会给自己的感兴趣的职位投简历，但是工作对我来说已变成有则锦上添花，没有也无所谓的事情。毕竟现在宝宝还小，需要妈妈的陪伴，等她再大些我再出去工作也不迟。淡定随缘最重要。”
Mara：难以再适应朝九晚五的生活
出国之前做网页设计的Mara 齐(化名)原想生完孩子给老人带，产假结束后就去上班。可是当女儿出生之后，她每天生活在与老人关于如何带孩子的分歧与冲突之中。这大半年的痛苦经历让Mara在之后的6年都没有再找双方老人帮忙带孩子。
孩子半岁后Mara开始找了一份兼职工作，一周工作两天。她的女儿八个月大时老人回国，她将孩子送到了幼儿园。接着就是孩子不断生病，有时腹泻，有时发烧，有时毛细支气管炎，基本每隔一周生病一次。Mara痛苦不堪，觉得为了一份工作，让小孩遭罪。这样折腾了三个月，Mara决定辞去工作专职在家带孩子，等孩子两岁之后再送幼儿园。
“我先生当时工资不高，但是还能勉强应付我们一家三口的开销。”
就这样，Mara过了一年全职家庭主妇生活。“当时我觉得孩子需要妈妈全心照顾，而三岁以前又是性格发展的关键期，如果妈妈能全心参与，对孩子来说无疑是最好的。这一年，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全在我的心里，我没错过她成长的每一天。”
后来孩子2岁了，去了幼儿园，3岁开始上学前班(Pre-School)。Mara曾考虑重返职场，但脱离职场两年，她自感能力下降，英语不流利，专业落伍，找不到自己的优势。就这样又过了两年，孩子上了小学，每天三点放学。周一和周三放学后要学习芭蕾和钢琴。周末学游泳和上中文学校。Mara觉得忙得不可开交。同时，也开始更为习惯这种生活方式。
“我已脱离职场6年，不可能再适应朝九晚五的节奏。更不可能为了工作放弃对我女儿的教育。我已经改变我的想法。如果觉得带孩子是牺牲事业，那么对事业的定义太狭窄了。很多人将事业等同于上班。事实上，上班只是实现事业、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种途径。经营好家庭、培育好孩子、让自己活得更开心、开创自己的生意都是事业。”Mara对记者说：“我父母曾经对我忧心忡忡。他们都是国内的医生，工作几十年，现在退休了拿着足够的退休金，想不通为何拥有硕士学位、还不到35岁的我甘心做了这么多年的家庭妇女。刚开始他们很失望，现在也慢慢接受了。”
现在的Mara有时也会自己接一些活干，帮一些朋友设计网站，一些朋友觉得效果不错的还会介绍一些新的客户。“做了妈妈，最需要的就是有灵活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我对自己现在的状况还算满意，迟些我也许会注册一个公司。”
Lucy：很想工作可无人照顾孩子
Lucy肖(化名)原在悉尼一家大型广告公司担任设计一职，前途无限。她非常热爱自己的工作，加班加点也毫无怨言。工作四年多后，她有了孩子。她曾经在孩子1岁时将其送回国内父母处寄养了1年，自己仍旧工作。但是思女情切，工作上带来的成就感与这种无法亲自照顾孩子的痛苦相比太微不足道，那一年她多次请假飞回国内。最终她还是选择辞职，在家专心地带孩子。因为夫妻双方的父母都已年迈，无法前来悉尼帮助他们照看孩子。
“有的妈妈赶着上班，小孩子还穿着睡衣就送到幼儿园了，然后让幼儿园的老师换。下午将近6点才接回孩子，吃的也非常简单。我不愿这样，我希望给我女儿最好的照顾。”Lucy说。
一转眼她已经做了全职妈妈4年。“看着孩子一天天成长当然很开心，可是真的很想回去工作，我很热爱我原来的工作，有时会觉得很郁闷纠结。”Lucy说。她的女儿目前上学前班(Pre-School)，每天三点放学。“如果我去上班了，谁来接孩子，她爸爸工作也很忙。目前我们的经济状况也不可能请保姆。所以我就只能做家庭主妇了。”肖女士深感无奈。她一直在留意兼职工作的机会，时间方面较有弹性，只上半天班的，而且离家较近的，但是很不好找。
Emily: 上班划不来 不如在家带小孩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的妈妈考虑到重返工作后，托儿费增加，许多政府福利丧失，也失去了重回职场的动力。
曾任药房药剂师的Emily 陈(化名)有两个儿子，大的三岁半，小的一岁半。她并没有打算去上班 。澳洲的托儿费太高了。
“小儿子托儿费差不多110元一天，大的将近100元一天。我去上班的话，两个孩子5天都要去幼儿园。我老公收入还可以，加上我如果工作后的收入，我们铁定是拿不到30%的儿童养育补助金(childcare benefit)，就算能拿到50%的托儿费回扣(childcare rebate)，一天两个孩子的托儿费都要超过100元。我干死干活一天赚的都不够交托儿费，何苦呢？”
Emily继续说：“还有上班后的交通费、服装费、通讯费，杂七杂八的费用不少，辛苦，还不能享受亲子过程。回到家还要做饭，两个孩子可能晚上7点还吃不上饭。对于我们家庭目前这种情况，我上班太划不来了。接送孩子还得按时，否则会罚款。比如迟到一分钟罚5元。再说孩子还小，我希望能够给他们多一些爱。”
Emily认为澳洲社会环境宽松，价值观非常多元化。“别人不会因为你是家庭主妇而看不起你。一样都在为这个家庭付出。只是分工不同，有人主外，有人主内。”
工作收入 vs 福利递减和托儿费用上升
在澳洲，考虑如Emily的妈妈不在少数。悉尼资深注册会计师、税务代理王晶晶以四种不同家庭收入情况为例，粗略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看看背后玄机何在？
以一个典型的华人家庭为例，假设有两个5岁以下的小孩(5岁以上可就读公立学校，不收学费)。假设妈妈每周上班3天，收入为3万元。孩子入托3天，园费每天100元。每年的园费托儿费共3万元，妈妈上班能拿到50%的托儿费回扣，实际所付托儿费为1.5万元。在这种情况下，王晶晶计算不同的家庭收入在妈妈上班前和上班后产生的差别(如表格)。当然，实际的情况将会更复杂。如果将医疗征费等因素也考虑在内，差别实际还会再小一些。
如第一种情况，收入差别只有不到3千元。这种情况下不少妈妈们都选择了放弃外出工作。第二第三种情况会让一些妈妈们细细思量，因为由于工作收入而带来的福利减少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王晶晶介绍，高收入的家庭，不管妈妈工作与否，都拿不到什么育儿方面的福利。所以有的妈妈会选择工作，增加家庭收入。
澳洲智库机构：目前托儿系统需要改进
澳洲公共政策智库机构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曾做了一项研究显示，作为家庭第二赚钱者的女性，收入与付出的不平等使她们挣得越多，失去的政府福利——诸如家庭税收优惠方面的福利就越多。甚至使她们的收入每一元钱就少了20分。
影响妈妈们重返职场的因素多样，包括有个人情况、受教育水平、收入、家庭状况和价值观等等，但这个调查显示，边际税率、社会福利和托儿费用是最主要的因素。
“目前的税收福利制度系统严重阻碍了妈妈们从工作中获得收入。”格拉顿研究所行政总裁戴利(John Daley)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这个系统需要改进。妈妈们在工作时间、工作多少和是否值得去工作之间面临着困难选择。同时还承受着亲子时间减少、处理工作和家庭责任等多方压力。”
调查证明，只有十分之一的家庭由于女性做全职工作代替兼职工作而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戴利提到，消除那些阻碍妇女重返职场的不利因素，提高女性工作参与对澳洲经济影响重大。如果增加6%的妇女参加工作，澳洲GDP将每年增长250亿澳元。最重要的政策的改变是家庭福利、儿童保育福利和退税的政策，以便一个家庭中的第二收入来源(通常是妈妈)能够在扣除税收、福利和托儿费后得到更多的收入。而这对政府预算来说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因为纳税人增加了，纳的税也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