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金狂涨房价连番降 澳多地买房比租房便宜

您是否厌倦了总是租房却一直买不起房？那么以下这个消息或许可以让您做出转变：权威房产机构的一项调查发现，在澳洲的数百个城区和城镇，买房比租房更划算。
　　
虽然全国租客队伍不断壮大，但其实若根据收取可变利率的本利贷款（principal & interest loan）来计算，在238个邮区买房很划算。而如果把计算基准改为无本金贷款（interest only loan），则这份可负担性房市将扩充至1320个城镇和城区。

专家指出，在租金攀升的同时，房价却一路下跌，再加上最近的几次减息，现在澳人与其租房住，不如贷款买房。
　　
RP Data的年度《买房还是租房》（Buy versus Rent）报告显示，昆州适合买房的城区最多，共包括16个布里斯本地区和68个次发达地区的城镇。新州共有54处，其中22处位于雪梨，其余的32处则在次发达地区。而维州买房比租房便宜的地区只有10个，墨尔本占其中两席，其余八处分布在次发达地带。
　　
作为澳洲房市最平价的地区之一，阿德莱德共有20个此类城区，南澳次发达地区也有三个上榜。霍巴特共有12个，塔州次发达地区有13个，而坎京只有一个。另外西澳有35个，其中三个位于柏斯，还有32个位于受资源业驱动发展的地区。北领地共有6个，但均位于次发达地区，达尔文未有城区上榜。
　　
RP Data调查主管Tim Lawless称：“从全国范围来看，州府城市的房价自2010年10月份以来已经猛降了5.9%。再加上可变利率自去年10月以来已经削减了100点左右，推升了房价的可负担性。房贷利率降低和紧张的租赁市场上调租金的综合作用导致房价走下坡。因此，很多买家都把现在当成重新进入房市或购买第一套物业的好时机。”
　　
RP Data的调查是基于以独立房和单元房均价来贷款的方法计算买房成本，并与全国城区和城镇的平均租金做对比。

联邦政府宣布明年6月起 儿童和低入者可免费看牙

联邦卫生部长普利贝丝（Tanya Plibersek）于周三宣布了一项总值40亿元的里程碑式改革一揽子政策，百万儿童和低入患者将因此得享免费的牙科护理服务。

普利贝丝于周三早上宣布了这些新措施，声称提供免费的牙科护理将能减少轮候名单，为牙科行业腾出“巨大的资源”，同时改善全国民众的牙齿健康。

这笔资金主要将投予两个领域：

*27亿元用于为家庭税惠A项的资格家庭中2-18岁的子女提供资助性的牙科治疗。
*13亿元用于为低入澳人和偏远乡村地区的民众提供早期干预护理。

根据这个项目，符合条件的儿童将有资格在两年的时间内享受总额高达1000元的免费牙科护理。普利贝丝称，父母须出示Medicare卡，才能为子女申请免费牙科服务。她称，在转帐付费（bulk-billing）的牙医那，患者可能“一分钱也不用缴”。

价值13亿元的低入患者资助包旨在缩减轮候名单，并尽力防止患者的牙齿问题由于拖延过久而恶化。“整顿轮候名单后，我们便能重置公立牙科系统工作的方式，如此，这一系统不仅能为最亟需的患者提供及时的治疗，而且还能为患者提供复查服务，并定期致电于患者，要求他们进行检查和基本的牙科护理。我认为，这对于那些有资格在公立牙科系统中接受治疗的患者而言，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投资。”

澳大利亚移民部宣布9月10日起对中国签证审理进行重大调整

据2012年8月29日澳洲广播电台报道，澳大利亚移民部证实从今年9月10日开始，移民部在北京和上海设立两个签证中心。这两个中心将接受签证申请，并处理简单的签证问询。

除此之外，澳洲大利亚移民部还表示会在9月10日之后，改变各类签证的审理地点。这意味着签证申请人要到北京或上海澳洲大利亚签证审理中心递交签证申请表格。在广州及附近的签证申请人则要按照目前的程序，亲自前往或邮寄签证申请表格到澳洲大利亚驻广州总领馆的签证办公室。

中国政府官员签证申请依旧通过中国外交部，或当地外办进行，澳洲大利亚旅游目的地地位（Australian Destination Status）签证和澳洲大利亚公民申请将继续目前的审理办法，直接通过向中国境内附近的澳洲大利亚签证办公室办理。

争议文章：保钓人士登岛是爱国还是害国?

　　《日中新闻》8月24日刊发文章《认真反思日中关系 冷静评判香港保钓者行动》，日中新闻社推荐给环球网转载。文章如下：

　　8月15日下午，14名香港“保卫钓鱼岛”的人士，乘坐一艘从香港始发的渔船，到达钓鱼岛海域，在冲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的围堵后，其中5人举着中国国旗和香港旗、台湾旗登上了钓鱼岛，当即被在岛上守候的30多名日本海上保安厅及日本入国管理局的人员逮捕，并被带上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逻舰，送到冲绳那霸入国管理局关押。两天后被强制送还。这几位香港保钓人士于8月18日夜到达香港时，在香港机场受到了一些香港人士的热烈欢迎。

　　这次香港保钓人士登上钓鱼岛的行动又一次将稍有缓和的日中关系推到激烈对抗的境地。由此引发的中国国内各地的游行示威和愤青们的尖锐口号把日中国交恢复40周年的各种纪念气氛冲得一干二净。

　　近日来，在日华人，特别是一些关心中国发展，关心中华民族命运，关注日中关系发展的有知者，对日中关系的走向和未来忧虑重重。日中两国如何相处?谁在决定和影响日中关系的未来?如何认识和解决钓鱼岛问题?目前中国最急需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什么?对于现阶段日中关系有关的问题，笔者有以下几个观点供读者参考，议论。

　　第一，日中关系的稳定对中国极端重要。30年来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都和日本的经济援助、日本的政府间长期低息贷款(ODA)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如北京机场、浦东机场、铁路干线、港口建设、整备、大型火力发电厂、重要钢铁项目等都是在日本的长期低息贷款ODA项目援助下建成的。胡锦涛国家主席在访问日本时，对日本朋友讲到：“没有日本的ODA援助项目，就没有现在中国的现代化。”必须认识到，现在中国是比30年前发展了，经济实力是增强了，但是中国并不是世界强国，中国的人均收入和实力还是很低，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还需要50年，甚至100年才能在各项主要指标上赶上世界发达国家。

　　目前中国最急需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什么?是夺回钓鱼岛吗?显然不是。中国当前最急需，最重要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对应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各种严峻的挑战。

　　日中政治关系的不稳定必然要影响日中经济关系和经济交流。

　　最近几年，日本国内经济低迷，日元币值升高，促使大量的日本企业的产业向海外转移。但是相当多的日本企业没有选择中国，而是选择了越南、泰国、印尼等。笔者在采访中，问过一些日本企业的高层决策人为什么没有把企业转向中国?回答是日中政治关系不稳定，对日中关系的未来没有信心。泰国、印尼的劳动成本和中国相差不大，有些领域甚至超过中国，但是从长远利益考虑，还是没有选择中国，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国能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外资企业的贡献。同时，必须认识到，把日本企业推向越南这样恶毒的国家，其后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第二，关于钓鱼岛问题，笔者认为，自古以来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在各种场合已经再三重申了中国的严正立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私下把中国领土钓鱼岛的行政管理权转让给日本是非法的、无效的。

　　同时笔者也认为，钓鱼岛问题是一个复杂的，敏感的，上几代人留下来的领土争执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也不是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问题。既然中国的清王朝没有解决好钓鱼岛的问题，既然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这些政治伟人也没有提出好的解决方案，那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还是按照邓小平的意见，“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先放一下，让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去解决，他们比我们聪明”。

　　今年是日中国交恢复40周年。40年前的1972年，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决定恢复日中关系时，并没有忘记钓鱼岛问题。只是毛主席、周总理从中国的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大局考虑，决定恢复日中国交，建立日中友好关系第一重要。历史证明，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决策非常正确。如果没有当时的当机立断恢复日中关系，就没有后来的日本的日元借款(ODA)，也就没有现在的中国现代化。

　　邓小平在签定日中友好条约时，以政治伟人的气魄和胸怀，提出的“搁置钓鱼岛争议，由下一代或下下一代去解决”的方针是明智和智慧的方针。

　　钓鱼岛本来只是一个有争议的无人岛，钓鱼岛问题本来只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是香港、台湾、大陆这些所谓的保钓人士一拨又一拨、一次又一次，不断地在钓鱼岛上被逮捕，被押送，被日本入国管理局根据日本入管法规定判处强制送还等行动，通过世界各国的各种媒体向全世界传达一个对中国非常不利的信息，即日本在有效地控制着钓鱼岛，日本在钓鱼岛有效地行使着行政管理权，司法管理权。

　　几乎任何一个中国人，包括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不管他们生活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也不管他们对中国国内现行政治体制持什么样的立场，也不管他们在当地是富豪还是穷人，他们具有的生理的本能和天生的民族意识都会使他们毫不犹豫地表明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的立场。同样，几乎任何一个日本人，不管他是政治家、资产家、还是劳动者、平民百姓，不管他对现政府是支持或反对，出于他们的生理本能和天生的民族意识也会毫不犹豫的表明尖阁岛(中国钓鱼岛)是日本的领土。这是日本中国两个民族认识上的差距，是两个民族，两个国家之间的领土争执问题，钓鱼岛问题绝对不是，也不能按右翼和左翼的观点来认识、来划分和来解决的问题。日本共产党和其他左翼人士、团体也从来没有表示过钓鱼岛是中国的立场。难道可以由此来推断，全体日本人民都是右翼，全体日本人民都是反华吗?

　　所以，既然现在还不是日中两国解决钓鱼岛的时机，那么，就不要去一次又一次触动两国人民共同敏感的神经，就不要去一次又一次挑战两国人民忍耐的底线。

　　第三，现阶段，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什么?

　　笔者认为，现阶段中国最大的国家利益是抓住百年以来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快速增强国家整体的经济实力，真正走进世界最强国家的行列。对中国来讲，目前这种相对和平的战略发展机遇实在难得，百年不遇。而且，如果在重大问题上处理不当，有可能瞬间失去。尽管这个世界已经进入了21世纪，各国都在宣扬自由、民主、人权、文明等所谓普世的价值观，但是世界各国的游戏规则还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强者为王，弱者为寇”。从美国称霸世界，想打谁就打谁、想灭亡谁就能灭亡谁的残酷现实看，所谓国际法是为弱者制订的。当今世界还是靠实力说话，靠实力定乾坤。

　　目前，中国邻居，印度、俄国，甚至越南、韩国都在拼命抓紧一切机遇和可能，加速发展经济实力，以期与中国抢占战略制高点。中国剩下的时间并不多。因此，如果在现阶段提前提出解决钓鱼岛问题，与日本彻底闹翻，只能使中国失去战略发展的机遇，做出中华民族子孙后代后悔莫及的蠢事。

　　目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生存环境非常严峻。中国需要稳定、平静、友好的日中关系。在过去30年里，日本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资金来源和技术来源，也是中国商品的最大销售市场。今后，日本的对华投资、技术转让、技术引进和日本的市场，对中国来讲仍然非常重要，真正爱国的中国人、华人一定要认清。什么是对中国生死攸关的大局，坚定不稳地维护和稳定日中友好关系，尽全力加快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真正成为世界一流的强国。

　　由此上述理由，笔者认为香港、台湾、大陆所谓的保钓人士所做的登陆钓鱼岛行动，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都不是爱国行为，而是害国行为。(韩晓清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驻日本分社社长)

夜幕降临 墨尔本哪些火车站最危险？

你快乐吗？近8成澳人感觉幸福 亲友陪伴最暖心

据2012年8月28日《澳洲人报》报道，周二，澳洲推出了一项新的健康测量标准——黑犬指数（Black Dog Index，因英国首相邱吉尔曾以黑犬指代抑郁症，因此成为这一疾病的代名词），以检测澳人的幸福感。根据这项指数，绝大多数澳洲人都是乐天派，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认为活着完全没有意义。

黑犬指数是黑犬研究所（Black Dog Institute）联手《澳洲人报》及Newspoll共同推出的创举，它是以1208名受访者对一系列精神健康问题的回答以基础设计的。这项指数拟对澳洲全民的幸福感觉打个分，而此次得到的结果为77分（满分100分）。

领衔这项研究的黑犬研究所执行长Henlen Christensen教授称，“这个结果让我们有机会谈论自杀预防措施。我想说，‘如果你也是持有生命没有意义这一想法的少数群体之一，那你应该去寻求治疗了。被这类想法困扰可不是正常的事。’”

根据该指数，澳洲大多数人都很幸福，即77%的受访者都很快乐，并且令我们感到幸福的因素与金钱无关，而是家人和朋友。

但是仍有4%的澳洲成年人（逾50万人）被绝望的想法深深地困扰着。每年澳洲都有6.5万人企图自杀，3.1万人因为自杀相关的伤害而住院治疗，约有2500人自杀成功。自杀是34岁以下澳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去年，逾2300名澳人自我了结了生命。自杀而亡的年轻人远甚多于在车祸中丧生中的青年。

Newspoll的首席执行官Martin O'Shannessy称，黑犬指数显示，年长者（50来岁）的快乐度更高，尤其是当他们身边有伴侣陪伴时。“这再次凸显了有人陪伴自己共度此生的重要性——它是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的重要因素。同时，在这个年龄段时，我们也处于此生最富裕的阶段。”

O'Shannessy称，Newspoll将持续追踪黑犬指数的变动，以确定它与失业率、利率的升降以及其他重大事件的关系。任何感到绝望，或有自杀念头的人请拨打生命热线（Lifeline）131 114，或登录lifeline.org.au，获取相关信息及帮助。若患上抑郁症，请与全科医生联系。欲了解更多关于抑郁症的信息，请登录http://www.blackdoginstitute.org.au。

拥有海外居留身份PR回中国也得办手续 新政明年七月实施

据2012年8月27日搜狐出国频道报道，持有海外居留身份，回国定居还需要提供相关材料证明并进行申请？将于明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在拥有海外居留身份的中国人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于近日开始执行的《申办中国签证须知》规定，海外华人持外国护照回国签证时必须出具由中国国内人士提供的邀请函，发邀请函者要说明自己的身份证号、与受邀请人的关系、受邀者的护照号码，或是提供详细的旅程计划、行程安排、保险及资金证明等。如果说这只是对已经改换国籍的华人“设限”，那么，即将于明年7月1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就将限制范围扩展到了持有海外居留身份（PR）的中国人身上。
　　
这一新法规的第十三和第十四条规定，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要求回国定居的，应当在入境前向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外使馆、领馆或者外交部委托的其他驻外机构提出申请，也可以由本人或者经由国内亲属向拟定居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侨务部门提出申请。若定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办理金融、教育、医疗、交通、电信、社会保险、财产登记等事务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的，可以凭本人的护照证明其身份。
　　
这也即意味着，即便只是拥有海外居留身份，以后回国定居将有可能需要办理重重手续。对于这个规定，Skykiwi的网友们也在论坛里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有网友认为，对于已经更换国籍的华人实施严格的入境申请和控制无可厚非，但如果将“打击面”扩大到拥有海外居留权的中国人，就有些“过了”。网友Gemdale就发言称：“拿PR的中国护照，拿PR的中国公民，在国外工作的中国公民，回家过年也需要申请吗？中国很多事情，不左就右。如果是外国国籍，拿了外国护照，那你针对外国公民，法律应该怎么规定怎么规定，中国公民没有意见。”
　　
与此同时，这一条款具体如何执行，如何界定，也让大部分网友感到迷茫。网友BlueTeam就提出，尽管政策已经公布，但执行起来仍难度颇大，因为很多概念无法明确界定，“我个人觉得这项政策执行起来难度很大。第一，我们虽然拿新西兰的PR，但是护照是中国的，所以作为中国公民我们回国无需签证。第二，在目前来看出入境管理局还没有界定何为回国定居，那么既然他们无法界定我们何为回国定居, 那么也就更无从谈起他们所说的申请了。”
　　
而对此，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工作人员则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由于这一新法规明年7月起才实施，他们还未接到关于此事的具体实施办法。

利率下调未能刺激住房需求 澳7月新屋销售下降5.6%

据2012年8月28日《悉尼晨锋报》报道，在今年7月，澳大利亚住房开工数量进一步下滑，这使得早前市场认为澳央行在今年第二季度的降息能刺激澳住房需求的希望破灭。

澳大利亚住房行业协会周二对外发布的一份数据显示，今年7月，澳新房销量较今年6月下滑5.6%，较上年同期减少11.6%。独立式住房的销量跌幅更是创出新高，达到了5.5%，而公寓住房的销量跌幅为6.4%。

早前澳住房业协会就曾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市场已经陷入衰退的处境，上述数据进一步佐证了该协会的这一预测。据了解，对于澳经济而言，房产市场是一个拉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引擎。

尽管在最近数月，诸如贷款和房价等反应住房市场的指标出现了某些提升，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澳房产市场的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新房的月均销量仅仅只有4000户，这与本世纪之初的水平相当。

自2011年11月以来，澳央行累计降息了1.25个百分点，并在近期表示，得益于降息政策，目前澳经济的某些层面已经出现改善。在2012年，澳洲房价已经止跌，而房产贷款也出现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尽管如此，经济学家表示，新房销量的下滑可能会使得澳央行对现有经济情况进行重新评估。

澳洲国民银行(NAB)高级经济师David de Garis表示：“7月的新屋销售报告无疑明确的显示出，新建住宅市场需求依然十分脆弱，独立式住房市场出现了更多需求疲软的迹象。在本周晚些时候，我们会从7月的营建许可数据中获得房屋供给方面的信息。”

一位“中国通”的告白：我为什么要离开中国？

据2012年8月29日《纽约时报》报道，前不久，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娶了中国太太，有两个孩子，并在中国有自己成功生意的英国人Mark Kitto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人——为什么我要离开我热爱的中国?》的文章。文中，这个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中国通说，在中国学习工作居住了前后十多年后，中国的变化——虽然物质生活大大改善，但金钱腐蚀及其他一系列问题——让他最终决定要带全家离开中国回英国。像他这样热爱中国却要离开的洋人不止一个。

不光“永远无法成为中国人”的老外开始考虑离开中国，就是中国人自己也纷纷开始移民海外。这个现象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据胡润2011年对中国18个城市的千万富豪调查，有14%富豪目前已经移民或者正在申请中，还有46%富豪正在考虑移民。我们无法知道这个数据是否准确，但至少它阐述了一个趋势，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的确在美国也会常常遇到国人要么彻底“跑路”离开中国，要么先“两边下注”以防万一。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高速经济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巨大变化。城市化、现代化使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不断增长，除了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人均GDP去年达到5400美元（以购买力均价计算达8000美元），在180多个国家中排名第90位左右，恰好居中，至少不能算是贫困国家了。

然而与此同时，民众缺乏安全感和可预测性的感受反而加深。应该说，在改革开放头三十年里， 中共与社会达成的一个契约是在稳定中把中国建成小康之国，实现现代化。这个契约在三十年里保证了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发展。但是社会契约不是无限有效的。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学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就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教育提高-中产阶级-民主要求”的“经济导致（民主）论”。受此理论影响，学者们结合几次民主浪潮不断深入探讨了经济发展与民主化关系的内在发生机制。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了。他指出，历史经验表明，人均3000美元（90年代初的价值）到1万元之间是最容易发生民主化的“变迁区间”（transition zone）。在此期间，旧的体制已经无法满足新的社会利益集团的各种要求，已有的社会契约开始失效，目前中国恰恰是进入了这个“变迁区间”。很多迹象表明，中国正走在这个路径上。

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发展，使不少人得益，整体国民生活水平比三十年前大有提高。同时在近年来开始出现利益分化、阶级分化，一方面贫富不均，一方面城市中产阶级在不断成长。原有的以国家为主导的现 代化发展模式和制度机制越来越受到各种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质疑甚至挑战。每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不满，都认为政府对自己的照顾不够，不满越来越多。这不光是草根的弱势群体和城市中产阶级，甚至既得利益集团和富人们也对现有的社会契约越来越没有信心。对于前者来说，眼前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满，而表达不满的方式是个体和群体的上访、抗议。对于后者来说，最大的担忧莫过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而表达没信心的一个方式是用脚投票——“跑路”。

当你是个一文不名的穷光蛋时，你不会太担忧未来，因为未来只能越来越好，当你是个家财万贯的富人时，你就会担忧财富的安全，对未来的走向不确定。一个社会进入“变迁区间”的最大表现就是不确定性。这个时候，很多人想离开中国就不足为奇了。

不确定性还在于中国社会中潜规则盛行，正式规则反而常被扭曲。政府部门行政的随意性很强。改革三十多年，行政改革也进行了很多轮，但人们还是对政府没信心，不信任。Mark Kitto在莫干山隐居，经营咖啡馆和家庭旅馆，同时也办畅销杂志。他说他每到三年更新经营许可时候都要提心吊胆，不知道什么时候地方政府就会拒绝重新发证。对于生意人来说，这种费钱、费时、劳神甚至不稳定的投资经营环境是他们所头疼的。前不久传出的东北某地方政府因为完不成财税任务，而动用公安、税务、卫生等监管部门对小经营者施加压力，弄得纷纷闭门罢市。不管这是否谣言，至少反映了不少中小经营者草木皆兵的困境。其实，人情为上、腐败、不道德的潜规则又何止是生意人天天面临的，每个在中国生活的人都会面对。

令人不满意甚至“跑路”的还有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社会环境。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同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一切向钱看的“唯物主义”。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这里的高速发展是以环境破坏、质量低下为代价的。富于物质，贫于精神生活，缺乏道德观、价值观。

Kitto 这个长期在华的老外说他怀念80年代中期的中国，那时候他头一次到中国来，感到这个国家充满了乐观和对未来的企盼。的确，改革初期的中国虽然落后贫穷，但人们还没有被物质欲望完全俘虏，道德和价值观还没有像今天这样苍白虚弱。另一方面，这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常见的结果：人们从对生活水准增量要求总会有一天变为增质要求。急剧变迁中的现代化社会里的精神生活质量和道德价值观总会经过一个从无到有，旧的弱化，新的形成的过程。今天的中国还处于价值观缺失的时期。

在调查为什么中国人想移民海外时，常常提到的还有孩子的教育。Kitto也提到了这是他考虑离开中国回英国的原因。这跟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很大关系。在中国，受教育的机会仍然是不富足的甚至是贫乏的，还有很多孩子因为经济和体制等原因无法得到教育。学校的质量和教育方式也使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前景担忧。Kitto批评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不是学习知识，而是学习如何考试。 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切中要害。高等教育虽然经过十几年的扩招，考生每年还是要为了进大学，拼命准备高考。大学的教学质量并没有像学生数量那样增高。这也是为什么为了孩子教育很多人宁可花大钱把孩子送到国外，甚至自己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

此外，涉及生活品质的环境污染、食品质量、交通拥堵等等的现代化副产品也使很多中国人和在华居住的外国人产生离念。

当代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日益融合的地球村。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已逾百年，外国人来华定居也不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移进移出都没有什么奇怪。但是，当前人们要离开中国这件事折射了中国社会正发生变迁这个重要背景，便不能轻视了。

徘徊在十字路口 澳大利亚想演“东成西就”

据2012年8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近日访问澳大利亚，在与澳方朋友的多方交流中，深刻感受到这个国家正站在抉择的十字路口。它的精英们正在思考：澳大利亚是该张开双臂，热情拥抱蓬勃发展的亚洲，还是继续遥望大洋彼岸的西方？
　　
长期以来，身处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游离于亚太地区的边缘，由于传统的文化、政治制度与价值观原因，他们素以西方的一员自居。而现在澳大利亚政界、学术界、社会舆论开始提出颠覆性的问题：澳大利亚是否需要重新定位？澳大利亚是亚洲国家或者亚洲的一部分还是置身亚洲的西方国家？
　　
当前亚洲政治安全保持稳定，是当今世界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增长潜力的地区。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到2030年，亚洲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一历史性的变化必将重塑国际地缘经济与政治格局，惠及亚洲及周边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
　　
不争的事实是，澳在经济上日益依赖亚洲，澳向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亚洲国家大量出口矿产资源、教育资源、制成品和零售商品，回报甚丰。“亚洲世纪”的到来显然加剧了澳大利亚的身份认同危机。澳大利亚应该如何迎接亚洲世纪？澳政要、学者、工商以及社会各界无不积极参与这一大讨论。
　　
有识之士呼吁，亚洲世纪不再是遥远的明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澳应搭上亚洲经济增长的快车，如不做出大幅度的政策调整，将错过这一历史机遇。澳总理吉拉德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比竞争者更接近于世界上增长最快、经济动力最强大的地区。”她表示，亚洲新兴中产阶级的发展将强化澳洲经济。为此，吉拉德政府正在撰写一份《亚洲世纪中的澳大利亚》白皮书，现已进入最后修订阶段。据透露，白皮书的关键点正在于重审亚洲经济、政治和战略变化给澳带来的机遇，确立澳在未来5年的对策乃至更长远的战略规划。
　　
对澳大利亚来说，经济上靠亚洲，安全上靠美国或许是最理想的状态。然而，这种状况是否可以持续？“熊掌”与“鱼”能否兼得？澳大利亚是否要在亚洲与美国之间做出选择？澳大利亚在安全上紧跟美国，让美国军队驻扎达尔文港。去年11月，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澳议会发表演讲，宣布美国将向澳大利亚派驻25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此举令不少亚洲国家哗然，认为澳甘愿成为美国“重返”亚洲的小伙伴、马前卒，这种人为强化军事合作的行为，与亚洲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今年是中澳建交40周年，在此期间,中澳经贸额增长1000多倍，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发展。中国的稳定市场是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使其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有良好表现；中国是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占澳对外贸易的1/4；中国在贸易、教育等诸多方面成为澳最大合作伙伴。
　　
两国关系迅速发展的成功之处，在于尊重相互的发展道路，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求大同存小异，互利共赢。中国的和平发展是亚洲世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亚洲世纪的到来，必将为中澳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历史机遇。
　　
一位澳大利亚朋友说得精辟：就澳而言，历史属于过去，地理位置属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