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民调披露,五分之一的澳洲人领到工资付完账单以后,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钱剩下,甚至完全没有钱剩下。
他们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表示,他们被迫动用自己的储蓄以应付意外开支。五分之一用信用卡来应付额外开销。六分之一诉诸于典当财物。
医疗或牙科费用是最常见的意外支出,其次是家庭账单或汽车维修费高于预期。
国民银行(NAB)委托的这项民调披露,该银行本周一与Good Shepherd Microfinance共同推出了一项宣传活动,旨在向经济上有压力的人打开传统融资的大门,帮助他们避免沦为高利贷的受害者。
数据显示,陷入财务困境时,年轻人最有可能去找高利贷机构帮忙他们可能会收取高达160%的惩罚性利率。承认在手头拮据时去借高利贷的18-24岁年轻人高达二十分之一,相比50岁年龄段仅为两百分之一。
数据还显示,乡村居民的经济压力也大于城市居民。
Good Shepherd Microfinance的执行长穆尼(Adam Mooney)说,疾病和离婚是触发财务压力的最常见原因。“发现自己陷入财务困境的人往往会想要迅速解决问题,例如出售他们的财物,或者去借成本高昂的高利贷。这些方法固然可解一时之急,但却往往会导致未来出现更大的问题。”
Good Shepherd向符合特定标准的人士提供300-1200元的无息贷款,包括老年金领取者,医疗优惠卡持有人,在自己家中居住三个月或以上的人,以及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在12-18个月内还款的人。贷款人未来的还款将用于资助其他人。
上月从克莱恩(Cameron Clyne)手中接过国民银行权杖的托尔本(Andrew Thorburn)反驳了主流银行系统将财务困难者拒之门外的说法。“作为澳洲人,我们为能够给人们一个公平的待遇而自豪,在国民银行,我们认为这包括在你需要能够获得公平和可负担的贷款。”
国民银行向小企业提供小额信贷以及免收月费的交易账户。
2014年9月16日星期二
澳洲华人抱怨入托难 称学位紧缺收费贵过私校
据2014年09月14日人民网报道,日前,澳洲生产力委员会向政府提交关于全国复杂托儿系统的改革草案,再次将早期教育这一领域推到舆论的焦点。而教育无疑也是许多华人家长移民赴澳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学位紧缺等候两年入托无门
在澳洲,关于托儿分为几种类型,如托儿中心(Childcare centre)包括全日制(Long Day Care)和临时托儿(Occasional Childcare )等,家庭托儿(Family Care)或者请保姆等。对于不少华人家庭来说,首选还是托儿中心。通常托儿中心由私人运营商、地方议会,社区组织、雇主或者非营利组织等运营。
但在悉尼一些地区,一些托儿中心的等候名单越来越长,让许多家长心急如焚。华人梁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孩子排不到家里附近的幼儿园,她无奈只能放弃自己的工作。
梁女士居住于悉尼北区,在刚刚确认怀孕时,就到家中附近的地方议会运营的托儿中心报名。因为周围的朋友都反映这家托儿中心十分热门,环境和师资力量都不错,但是只能容纳不到60名孩子,排队等候的人非常多。
梁女士希望能在孩子一岁时重返工作岗位,因为公司规定她最多只能休一年的无薪产假。原想一年加上怀孕的9个月,怎样孩子都能够排上队。
而在孩子半岁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梁女士又在附近几家私营的托儿中心报了名。当梁女士休完一年产假后,这几个幼儿园仍然都没有位置。
梁女士和公司只好再次协商多休了几个月的无薪假期。最终,地方议会运营的托儿中心仍然没有空位,另外几家私营托儿中心有的没空位,有的只能安排3天的托儿。
梁女士的公婆和父母因为身体原因也无法过来帮助她,而梁女士的公司也不能接受她兼职一周工作3天的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梁女士只好辞职,等到孩子在托儿中心排上5天的位置,才又重新出去工作。后来梁女士了解到,地方议会运营的这家托儿中心的等候名单上足足有300、400人。
“僧多粥少”家长频付报名费不堪重负
像梁女士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一些区域的托儿中心的学位非常紧缺,但有的地方学位充足,而另一些地区却遭遇周期性的学位紧缺。
有数据表明,离市中心较为偏远的地区比商务区周边地区的学位更多。一些区域由于需求大大超过供给,所谓“僧多粥少”,以致一些家长不得不东奔西走,在多家托儿中心填表报名,并付在册等候费用(Waiting List Fee)。这笔费用并不是小数目,高达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而且不可退回。
这种情况让一些家庭感到不堪重负和矛盾,尤其是有两个或者多个孩子等候入托的家庭。只有广撒网才有入托的希望,但这也意味着等候入托成本的提高。
今年2月,澳洲一大型家长权益保护组织“the Parenthood”,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项请愿活动,促请政府废除这项收费。
根据the Parenthood介绍,在悉尼内城西区,托儿中心向大多数家长征收每个孩子15至100元不等的在册等候费。但是,在外城西区的彭里斯(Penrith)则仅有9%的家长需要缴纳这笔费用。
托儿费用贵过私立学校学费
从费用而言,注册等候费用只占托儿费用非常小一部分,高昂的入托费才是让一些家庭真正不可承受。
在悉尼一些地区,托儿费用之高,甚至比送孩子到最高档的私立学校读书还贵。家里如果有2、3个孩子相差的岁数不大,又同时进托儿中心的话,实在是非常重的负担。
据了解,现在在悉尼某些区域的托儿中心收取的学费高达超过3万元一年,最贵的托儿中心收费将近170元一天,其中悉尼市中心的托儿中心学费尤其贵。
然而一些悉尼很好的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也是3万元。如今学费超过100元一天的托儿中心,已经占新州托儿中心总数的15%。
在政府的网站My Child上显示,悉尼Mosman区一家托儿所收取的费用是0-12个月大的孩子每天158元。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就读于悉尼上北区Turramurra的一家托儿中心,费用高达160多元一天。 费用如此之高,让许多家长发出疑问,高昂的园费究竟在支付哪些费用?
记者了解到,托儿中心的员工薪水、保险占了支出绝大部分。首先托儿中心的孩子与幼师的人数比率要符合一定的要求,年龄越小的孩子和老师的人数比率越高,需要的照看老师越多。这也是为何托儿中心的年幼班级所交的费用越高的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幼教职业的原因,有时托儿中心需要经常聘请临时幼师(Casual),这些临时幼师的工资比她(他)的资质所能拿到的工资要高一个等级甚至更多。
此外,托儿中心还需要买保险,包括员工工伤保险、房屋财产保险,孩童意外险等。租金、婴儿食品、床、尿布、厨师和清洁工的费用也不少。如果当地市政府对该幼儿园的地皮收取运营费,费用将会更高。
在记者的采访中,关于托儿中心华人家长最关注的是师资力量、硬件设施、总体环境、接送方便与否等,这一切都需要费用去支撑。为了能够让孩子就读好一些的托儿中心,一些华人家长表示咬咬牙也要供。
数年间托儿费用增长惊人
日前联邦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新州托儿中心的儿童数量在过去6年增加超过12万人,比澳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但是新州儿童一周在托儿中心的时间却比维州、昆州、首都领地和北领地都少。许多母亲选择兼职工作,以求有更多的时间自己来照顾孩子,因为托儿费用太贵了。
负责托儿教育的联邦助理教育部长苏珊(Sussan Ley)日前在访问悉尼的托儿中心时表示:“托儿成本对新州家庭来说越来越难以承担。过去数年托儿费用大幅上涨了53%。这显然会对新州家庭所能承担的托儿时间带来影响,导致家庭成员减少工作时间和机会,特别是女性。”
学位紧缺等候两年入托无门
在澳洲,关于托儿分为几种类型,如托儿中心(Childcare centre)包括全日制(Long Day Care)和临时托儿(Occasional Childcare )等,家庭托儿(Family Care)或者请保姆等。对于不少华人家庭来说,首选还是托儿中心。通常托儿中心由私人运营商、地方议会,社区组织、雇主或者非营利组织等运营。
但在悉尼一些地区,一些托儿中心的等候名单越来越长,让许多家长心急如焚。华人梁女士告诉记者,因为孩子排不到家里附近的幼儿园,她无奈只能放弃自己的工作。
梁女士居住于悉尼北区,在刚刚确认怀孕时,就到家中附近的地方议会运营的托儿中心报名。因为周围的朋友都反映这家托儿中心十分热门,环境和师资力量都不错,但是只能容纳不到60名孩子,排队等候的人非常多。
梁女士希望能在孩子一岁时重返工作岗位,因为公司规定她最多只能休一年的无薪产假。原想一年加上怀孕的9个月,怎样孩子都能够排上队。
而在孩子半岁的时候,为了保险起见,梁女士又在附近几家私营的托儿中心报了名。当梁女士休完一年产假后,这几个幼儿园仍然都没有位置。
梁女士和公司只好再次协商多休了几个月的无薪假期。最终,地方议会运营的托儿中心仍然没有空位,另外几家私营托儿中心有的没空位,有的只能安排3天的托儿。
梁女士的公婆和父母因为身体原因也无法过来帮助她,而梁女士的公司也不能接受她兼职一周工作3天的请求。
在这种情况下,梁女士只好辞职,等到孩子在托儿中心排上5天的位置,才又重新出去工作。后来梁女士了解到,地方议会运营的这家托儿中心的等候名单上足足有300、400人。
“僧多粥少”家长频付报名费不堪重负
像梁女士的这种情况并不鲜见。一些区域的托儿中心的学位非常紧缺,但有的地方学位充足,而另一些地区却遭遇周期性的学位紧缺。
有数据表明,离市中心较为偏远的地区比商务区周边地区的学位更多。一些区域由于需求大大超过供给,所谓“僧多粥少”,以致一些家长不得不东奔西走,在多家托儿中心填表报名,并付在册等候费用(Waiting List Fee)。这笔费用并不是小数目,高达几十元甚至上百元,而且不可退回。
这种情况让一些家庭感到不堪重负和矛盾,尤其是有两个或者多个孩子等候入托的家庭。只有广撒网才有入托的希望,但这也意味着等候入托成本的提高。
今年2月,澳洲一大型家长权益保护组织“the Parenthood”,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项请愿活动,促请政府废除这项收费。
根据the Parenthood介绍,在悉尼内城西区,托儿中心向大多数家长征收每个孩子15至100元不等的在册等候费。但是,在外城西区的彭里斯(Penrith)则仅有9%的家长需要缴纳这笔费用。
托儿费用贵过私立学校学费
从费用而言,注册等候费用只占托儿费用非常小一部分,高昂的入托费才是让一些家庭真正不可承受。
在悉尼一些地区,托儿费用之高,甚至比送孩子到最高档的私立学校读书还贵。家里如果有2、3个孩子相差的岁数不大,又同时进托儿中心的话,实在是非常重的负担。
据了解,现在在悉尼某些区域的托儿中心收取的学费高达超过3万元一年,最贵的托儿中心收费将近170元一天,其中悉尼市中心的托儿中心学费尤其贵。
然而一些悉尼很好的私立学校,一年的学费也是3万元。如今学费超过100元一天的托儿中心,已经占新州托儿中心总数的15%。
在政府的网站My Child上显示,悉尼Mosman区一家托儿所收取的费用是0-12个月大的孩子每天158元。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他的孩子就读于悉尼上北区Turramurra的一家托儿中心,费用高达160多元一天。 费用如此之高,让许多家长发出疑问,高昂的园费究竟在支付哪些费用?
记者了解到,托儿中心的员工薪水、保险占了支出绝大部分。首先托儿中心的孩子与幼师的人数比率要符合一定的要求,年龄越小的孩子和老师的人数比率越高,需要的照看老师越多。这也是为何托儿中心的年幼班级所交的费用越高的原因之一。
同时,由于幼教职业的原因,有时托儿中心需要经常聘请临时幼师(Casual),这些临时幼师的工资比她(他)的资质所能拿到的工资要高一个等级甚至更多。
此外,托儿中心还需要买保险,包括员工工伤保险、房屋财产保险,孩童意外险等。租金、婴儿食品、床、尿布、厨师和清洁工的费用也不少。如果当地市政府对该幼儿园的地皮收取运营费,费用将会更高。
在记者的采访中,关于托儿中心华人家长最关注的是师资力量、硬件设施、总体环境、接送方便与否等,这一切都需要费用去支撑。为了能够让孩子就读好一些的托儿中心,一些华人家长表示咬咬牙也要供。
数年间托儿费用增长惊人
日前联邦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尽管新州托儿中心的儿童数量在过去6年增加超过12万人,比澳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多,但是新州儿童一周在托儿中心的时间却比维州、昆州、首都领地和北领地都少。许多母亲选择兼职工作,以求有更多的时间自己来照顾孩子,因为托儿费用太贵了。
负责托儿教育的联邦助理教育部长苏珊(Sussan Ley)日前在访问悉尼的托儿中心时表示:“托儿成本对新州家庭来说越来越难以承担。过去数年托儿费用大幅上涨了53%。这显然会对新州家庭所能承担的托儿时间带来影响,导致家庭成员减少工作时间和机会,特别是女性。”
保险业“赖帐” 澳洲每年近十万索赔被拒
据最新的一项行业调查显示,每年有几乎10万个保险索赔申请被拒。各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盗窃、车祸和住宅损坏等各类索赔。
据澳洲新闻网报导,消费者专家们说,不公平的索赔被拒、混乱的保险条例和除外责任条款的限制,使投保人无法获得赔偿。
保险法律服务律师凯利(Alexandra Kelly)敦促消费者们不要忘记公开投保信息,诸如投保记录,特别是在更换保险公司的时候。
保险公司的内部纠纷包括汽车、住宅、旅游、事故、宠物以及其他的投诉,在2012~2013年上涨了10%。大多数的投诉与索赔有关。
有位名叫瑞斯(David Reece)的男子投诉说,在去年菲律宾地震期间逃离时,他和妻子在旅店里丢失了行李,为此他们要求1000澳元的旅游保险索赔。“保险公司说,我需要提供收据或者照片。”瑞斯说,“他们还要求我提供一个警方报告。而警察们或者在地震中死了,或者正在从废墟中挪出尸体和试图维持公共秩序。”
澳洲保险委员会执行主任惠兰(Rob Whelan)辩称,保险公司支付了97%的索赔。“每一个工作日,各保险公司支付1.11亿澳元的保险索赔。”
消费者行动法律中心(CALC)的政策主任博伊德(Denise Boyd)说,很难对保险公司提出挑战,因为保险业受到澳洲消费者法规中不公平的合同条款的保护和豁免。她说“这是一个受保护的行业,其中隐藏着和各种各样的除外责任合同条款”。
据澳洲新闻网报导,消费者专家们说,不公平的索赔被拒、混乱的保险条例和除外责任条款的限制,使投保人无法获得赔偿。
保险法律服务律师凯利(Alexandra Kelly)敦促消费者们不要忘记公开投保信息,诸如投保记录,特别是在更换保险公司的时候。
保险公司的内部纠纷包括汽车、住宅、旅游、事故、宠物以及其他的投诉,在2012~2013年上涨了10%。大多数的投诉与索赔有关。
有位名叫瑞斯(David Reece)的男子投诉说,在去年菲律宾地震期间逃离时,他和妻子在旅店里丢失了行李,为此他们要求1000澳元的旅游保险索赔。“保险公司说,我需要提供收据或者照片。”瑞斯说,“他们还要求我提供一个警方报告。而警察们或者在地震中死了,或者正在从废墟中挪出尸体和试图维持公共秩序。”
澳洲保险委员会执行主任惠兰(Rob Whelan)辩称,保险公司支付了97%的索赔。“每一个工作日,各保险公司支付1.11亿澳元的保险索赔。”
消费者行动法律中心(CALC)的政策主任博伊德(Denise Boyd)说,很难对保险公司提出挑战,因为保险业受到澳洲消费者法规中不公平的合同条款的保护和豁免。她说“这是一个受保护的行业,其中隐藏着和各种各样的除外责任合同条款”。
非诚勿扰:澳大利亚乡村单身男女靠社交媒体征婚
中国日报网9月15日报道,一直以来,在澳大利亚乡村地区,找对象难困扰着不少那里的适龄男女。不过,近来一项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乡村单身选择社交媒体交友相亲功能寻找“另一半”。
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大城市里要找到心上人都不一定容易,就更不要提在澳大利亚的乡村地区寻找对象了。对于很多居住在乡镇的澳大利亚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通过网上社交网站牵线搭桥,越来越多的乡村年轻人正在以此来寻找结婚对象。
乡村社交网站Country Cupid的创办人麦迪森·怀特说网上交友已成为澳大利亚乡村男女青年人一个最为普遍的择偶方式。适龄单身把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及对潜在伴侣的要求刊登在社交网站上。
怀特说:“就像我本人一样,我们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没机会到酒吧社交,就算我们时而去酒吧,也看不到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于是,我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开设征婚专栏。让乡村孤独的心能有机会撞击。”
怀特说城里的社交、交友网站满足不了乡村年轻人的需求。
“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包括烤肉、打猎、钓鱼、野营,喜欢干一些粗活儿,头上、脚上沾满了牛粪也无所谓。”
“年轻人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长大的青年人因为工作忙,而缺少社交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而且经常周末还要工作。”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监管部门-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与全球其他国家的类似监管部门合作,联合打击利用约会、交友网站及活动,非法诈骗活动。
据介绍,一些在交友网站上刊登征婚、交友启示的人其实是诈骗犯,通过虚假个人简历,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去年一年,澳大利亚人因婚恋、交友相关诈骗就损失了2500万澳元。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副主席迪莉娅·里卡德说该监管部门将对100多个婚恋、交友网站进行清理。
这个联合行动上国家消费者保护及执法网络年度整治行动的一部分。全球50多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参与了这一年度行动。
其实在澳大利亚的大城市里要找到心上人都不一定容易,就更不要提在澳大利亚的乡村地区寻找对象了。对于很多居住在乡镇的澳大利亚年轻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
但是,这种情况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通过网上社交网站牵线搭桥,越来越多的乡村年轻人正在以此来寻找结婚对象。
乡村社交网站Country Cupid的创办人麦迪森·怀特说网上交友已成为澳大利亚乡村男女青年人一个最为普遍的择偶方式。适龄单身把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及对潜在伴侣的要求刊登在社交网站上。
怀特说:“就像我本人一样,我们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我们没机会到酒吧社交,就算我们时而去酒吧,也看不到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于是,我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开设征婚专栏。让乡村孤独的心能有机会撞击。”
怀特说城里的社交、交友网站满足不了乡村年轻人的需求。
“我们喜欢做的事情包括烤肉、打猎、钓鱼、野营,喜欢干一些粗活儿,头上、脚上沾满了牛粪也无所谓。”
“年轻人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农村长大的青年人因为工作忙,而缺少社交的时间。”
“我们的工作不是朝九晚五,而且经常周末还要工作。”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监管部门-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与全球其他国家的类似监管部门合作,联合打击利用约会、交友网站及活动,非法诈骗活动。
据介绍,一些在交友网站上刊登征婚、交友启示的人其实是诈骗犯,通过虚假个人简历,达到诈骗钱财的目的。
去年一年,澳大利亚人因婚恋、交友相关诈骗就损失了2500万澳元。
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副主席迪莉娅·里卡德说该监管部门将对100多个婚恋、交友网站进行清理。
这个联合行动上国家消费者保护及执法网络年度整治行动的一部分。全球50多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参与了这一年度行动。
市场大面额假钞猛增 疑与新州飞车党有关
由飞车党带领的大型犯罪团伙正在对澳洲的货币储备发起攻击,多次意图大规模假造面值50元和100元的钞票。
新州警方上个月才指出,他们在全悉尼范围内收到了80宗仿造50元和100元假钞的举报,比之前一个月多了一倍。
而在此两个月之前,警方才刚在新州南部海岸Warilla的一处民宅中缉获了180万元的假钞。该民宅的主人据悉是一位名声在外的犯罪人员,与飞车党“地狱天使”有关联。
去年和今年3月份,警方总共在Comanchero飞车党的俱乐部中缉获了总值超过50万元的假钞。
前Rebel飞车党成员、外号“胖子”的Pete Megaloudis后来被判处参与犯罪活动的罪名成立,他据称与警方发现的总值超过100万元的高仿假钞和一个可以制造4300万元假钞的假钞制造工厂一案有关。
新州欺诈与网络犯罪打击小组的主管Arthur Katsogiannis称,最近出现的很多假钞都非常逼真,材料也改用真钞所使用的类似塑料材质。“我们并不知道最近这批假钞的来源,不知道它们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制作的,但是我们怀疑组织犯罪帮派可能有份参与。”
所有被缉获的假钞都会被交给联邦警察,之后再转交给澳洲储备银行进行调查。
“报案称收到假钞的商家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雪梨赌场、餐馆、大型购物商场和RSL俱乐部。很显然我们已经要求商家在收银时提高警惕,并警惕市面上正在流通的假钞。这些假钞比真钞略厚,图片也没有那么精细。”
储行和警方均表示,他们不清楚目前市场上有多少假钞在流通。
新州警方上个月才指出,他们在全悉尼范围内收到了80宗仿造50元和100元假钞的举报,比之前一个月多了一倍。
而在此两个月之前,警方才刚在新州南部海岸Warilla的一处民宅中缉获了180万元的假钞。该民宅的主人据悉是一位名声在外的犯罪人员,与飞车党“地狱天使”有关联。
去年和今年3月份,警方总共在Comanchero飞车党的俱乐部中缉获了总值超过50万元的假钞。
前Rebel飞车党成员、外号“胖子”的Pete Megaloudis后来被判处参与犯罪活动的罪名成立,他据称与警方发现的总值超过100万元的高仿假钞和一个可以制造4300万元假钞的假钞制造工厂一案有关。
新州欺诈与网络犯罪打击小组的主管Arthur Katsogiannis称,最近出现的很多假钞都非常逼真,材料也改用真钞所使用的类似塑料材质。“我们并不知道最近这批假钞的来源,不知道它们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制作的,但是我们怀疑组织犯罪帮派可能有份参与。”
所有被缉获的假钞都会被交给联邦警察,之后再转交给澳洲储备银行进行调查。
“报案称收到假钞的商家来自各行各业,包括雪梨赌场、餐馆、大型购物商场和RSL俱乐部。很显然我们已经要求商家在收银时提高警惕,并警惕市面上正在流通的假钞。这些假钞比真钞略厚,图片也没有那么精细。”
储行和警方均表示,他们不清楚目前市场上有多少假钞在流通。
报告称澳洲移民健康下降 易与本土人同患慢性病
据2014年09月15日中国新闻网报道,澳洲移民的健康在下降,一项研究显示,移民最终患上与澳洲土生土长人士相同的慢性病。
由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公布的这项研究显示,迁居澳洲有可能带来健康上的风险,到这个国家定居生活20年的移民,健康出现“令人震惊”的下降。
这项新研究发现,许多刚移居澳洲时身体健康的人士,最终患上许多慢性病,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与土生土长澳洲人相同。
无论是英语还是非英语背景的移民,刚到澳洲时与本土出生人士相比,患慢性病的比率要少很多。但在澳洲生活20年后,移民比本地出生人士的健康优势消失。
吉朗(Geelong)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病疫学者雅查娜(Santosh Jatrana)副教授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Otago University)的里查逊(Ken Richardson)博士共同研究这一情况,她表示这一研究结果对高移民接收率的国家有重要意义。
她说,移民吸收了澳洲本地出生人士的不健康生活习惯,加上社会经济障碍,加重了这一问题。“从长期来看,移民可能会受到澳洲人在饮食、身体活动、抽烟和饮酒等方面的不良影响,加上移居一个新的国家带来的精神压力,需调整适应新的文化,以及所遭遇的歧视。”
社会文化障碍亦有可能影响到一些移民获得预防疾病的健康服务,如某些特殊民族群体中,移民妇女接受癌症普查较少。
由迪肯大学(Deakin University)公布的这项研究显示,迁居澳洲有可能带来健康上的风险,到这个国家定居生活20年的移民,健康出现“令人震惊”的下降。
这项新研究发现,许多刚移居澳洲时身体健康的人士,最终患上许多慢性病,包括癌症、心血管疾病、关节炎、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与土生土长澳洲人相同。
无论是英语还是非英语背景的移民,刚到澳洲时与本土出生人士相比,患慢性病的比率要少很多。但在澳洲生活20年后,移民比本地出生人士的健康优势消失。
吉朗(Geelong)的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病疫学者雅查娜(Santosh Jatrana)副教授与新西兰奥塔哥大学(Otago University)的里查逊(Ken Richardson)博士共同研究这一情况,她表示这一研究结果对高移民接收率的国家有重要意义。
她说,移民吸收了澳洲本地出生人士的不健康生活习惯,加上社会经济障碍,加重了这一问题。“从长期来看,移民可能会受到澳洲人在饮食、身体活动、抽烟和饮酒等方面的不良影响,加上移居一个新的国家带来的精神压力,需调整适应新的文化,以及所遭遇的歧视。”
社会文化障碍亦有可能影响到一些移民获得预防疾病的健康服务,如某些特殊民族群体中,移民妇女接受癌症普查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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