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你无法真正安定下来，你的脑子里总是有这样的想法，有些事情将会发生。”
已经59岁的Moore现在享受着政府的残疾抚恤金，其中一半的钱都用来缴纳她位于墨市西南部WyndhamVale的公寓租金，每周250元。这样的收入水平难以为继。
Matthew Cheyne也是经常被迫搬家。他患有纤维肌痛症，这种慢性病能导致身体疼痛和疲劳，他不得不放弃他的工作。当他租住的位于Spotswood的公寓租金从原来的每周190元上涨到230元，他搬出了市区来到Morwell。现在他住在一座房屋后面的小公寓，每周租金90元。
Cheyne说他的公寓不是很好，但“它能高过我的头”，可以住下。现在的他已经37岁，自从2008年来就一直领取政府补助。他还需要常常通勤到市区接受医疗护理，他梦想着能够搬回去。
他说，“我希望有一天能回到墨市居住，但住的地方必须是政府公共住房，私人住房太贵，负担不起。”
租客不断被挤出维州私人住房市场，面临不断增长的压力，Moore和Cheyne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在明显有利于房东收益的租房系统中大约有100万名维州租客，这些租房正逐步变得更加昂贵，真是对那些中等收入的人来说也越来越负担不起。
《维州住宅租赁法案》（Victorian Residential Tenancies Act）给予了房东广泛的权利来“驱逐”租客。尤其是租约到期时，该法案尤其“适用”，但租客可以被无特定理由提前120天通知搬离，或者如果房东想要用房产做些其他事情则提前60天通知。
这通常意味着租客常常搬家，比他们希望的还要频繁。过去5年里，有90%的人曾经搬家。这对日益增多的租房家庭来说会带来问题，他们的孩子不得不更换学校和社交网，父母则面临工作调整的挑战。
在维州选举运动中，租房者的利益似乎总是无法吸引多少关注。当最近的州和联邦运动中提到住房时，他们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首置业者的“苦恼”而不是租房者。
这样的做法忽略了租房已经在维州变得更加普遍的事实，这与学生分享住宿的刻板观念差得远了。有小孩的家庭在租客中占据了三分之一以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已经租房超过十年以上。
所以为什么政客们会不感兴趣呢？
Swinburne大学研究住房情况的教授Kath Hulsesays表示，在当前政治气候下，这是广泛变化的一部分。
她说，“选举的两个关键注意点通常是围绕住房和就业，这是澳洲人过上好生活的两个核心要素。政客对就业还有一定关注，可能不再像以前那么多，但住房问题几乎完全从政治议事日程上掉下来了。”
相比经济合作组织（OECD）的其他可比国家，澳洲的公共和社会住房数量是“微小的”每20座房屋只有1座公共住房。随着政府从公共住房退出，私人租赁为更多低收入群体提供了庇护。
政府要承担大部分责任，它充当着重要的角色，决定是否要通过规划来强制发展低成本住房，直接开发项目或者采取保护租客的措施。
但最近几十年，维州政府几乎都是采取“袖手旁观”的方式。
部分原因是文化方面。拥有住房长期以来被视为是澳洲梦，如果电视节目秀例如TheBlock的受欢迎程度是一个导引的话，那么现在澳洲人对拥有住房已经接近达到“痴迷”的程度。租房被列为是第二最佳选择，很少有州立下院议员有租房的直接经历，从平均水平看，他们每人都拥有几乎两处房产。
维州租户同盟（Tenants Union of Victoria）政策和联络员James Bennett认为，整个系统需要彻底修整。首先，他谈到了允许房东可以无理由赶走租户的条例应该废除。“这是房东和租户之间权利不平衡的非常好的例子。”
维州消费者事务部罗列了房东能够让租户搬走的24个理由，其中包括租赁期间的11个要求搬家理由。这些包括因恶意破坏而造成损失，还有在协议不允许的情况下带小孩租住等。
Bennett说道，“许多现在的系统都会与一种想法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租房被视为拥有房产的跳板。因此，你不需要保证房产稳定，因为人们不会待多久。作为默认的观点，我们一直认为的是，除非有非常特别的理由，否则租户不会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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