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7日《经济参考报》□ 梅新育
汉语熟练的陆克文不仅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矿产巨头结下了不解之缘。竞争必和必拓中国区总裁职位的失败造就了这位曾赢得澳大利亚历史上最高支持率的总理，在资源超额利润资源税问题上与必和必拓等矿产巨头交恶则断送了他仅有两年半的总理生涯。澳大利亚人一度认为有望出现并延续 10年以上的“陆克文时代”因这场闪电般的“不流血政变”戛然而止，而这个国家财阀可以逼退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能量也令人心惊。
矿业税的是非得失我们暂且不去讨论，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从陆克文下台风波我们可以得到什么警示？首要的警示是我们在开拓海外市场时必须对贸易伙伴国内的权势集团有足够认识，无论是为了避险还是为了寻求合作机会。在中铝增持力拓风波中，我们已经领教了必和必拓在澳政界的能量，这次事变更警示我们日后开展对澳经贸时注意防范这类矿产巨头掣肘。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深思，中国传统上称之为“神器”的国家政权倘若被财权操纵，那究竟意味着什么？须知澳媒体对吉拉德新资源税协议的描绘普遍是“投降”一词，《悉尼先驱晨报》认为，新方案尽管不算最坏，但大幅让步对于吉拉德政府的声望、对澳政治和对未来的改革来说，都是一个“很坏的影响”，“它们(指必和必拓等矿业巨头)是杀手，政府都打不过它们”。中国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财权操纵政权的局面，晚明便是如此，而这一局面最终以“亡天下”而告终。
晚明中国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官商合体的工商资产阶级掌权的国家，涌现了大批工商业巨富，75%以上的进士、举人出身工商资产阶级家庭，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江南也涌现了全国最多的进士、翰林、高官和东林党这样的“意见领袖”，而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工商富户子弟，或是与工商资产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这个充分享受了中国大国市场利益和政权保护的工商资产阶级是否对国家承担起了相应的责任？答案是“否”！
透过笼罩在晚明朝野财税之争表面的道义装饰，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自私自利、目光短浅的资产阶级借助他们掌握的行政和话语权力无所不用其极地逃避对国家应尽的税收义务。更有甚者，官僚和资产阶级利益集团还公然制造、纵容多起针对矿监等工商税收机构的民变，打死税收机构负责人，肇事者竟可以逍遥法外。
结果，明朝工商业的大发展没能给国家财政带来显著的利益，政府财政始终高度依赖土地税收而且数量不足。晚明全国财政总收入在3700万两白银上下，而其中来自工商业的钞关税、商税、番舶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合计仅94.3万两，占2.55%。
财力不足给明朝政府和社会造成了一系列严重问题，甚至连至关重要的水利事业都投入不足。更为致命的是，由于税负过轻，国穷民富，国家缺乏足够财力应对十七世纪初世界性小冰期期间连续约30年天灾与满清叛乱的双重挑战，被江南资产阶级推卸给华北、西北穷困农户承担的额外加税又激起了广泛的民变，大明王朝最终倾覆。
读史可以明志。回顾惨痛的历史教训，是否可以让我们对现实看得更清楚一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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