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人报》2010年4月12日文章，原题：与中国共同利益多但共同价值少西方自由主义者曾经普遍乐观，中国的崛起在战略上是良性的，对境况不佳的全球经济有利，然而这种乐观却正让位于一种痛苦的焦虑：一个强大的中国对世界并非那么好。
短短几个月，人们感到北京在从气候变化、谷歌、美国对台售武和澳籍商人胡士泰等问题上出现新的“过度自信”，中国的形象因此受损。这种感觉在澳大利亚尤其剧烈，因为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对胡士泰的处理预示着双边关系会更困难。
澳大利亚在现代历史上首次面对一个强大自信的中国。历史的双眸一眨，中国便从威胁成为伙伴、我们最重要的伙伴和国际学生来源地。双边贸易发展迅猛。然而，澳大利亚人，甚至商界人士和政治精英，对这场历史变革的全面影响了解甚少。很多人意识到，中国是我们采矿业繁荣的主要推动力，很少有人了解中国带来的更大挑战。虽然中国不大可能成功向澳大利亚输出发展模式或者强加价值观，但一种微妙的影响过程正在发生，商界领袖和政府官员对北京的关注点变得更愿意倾听和敏感。
显然，如果我们不喜欢中国的政治或政策却指手画脚，这极不明智，因为中国是世界强国和贸易伙伴，这很可能损害互惠关系。把政治与经济和战略问题区别开很难，因此贸易或者人权争端一旦失控，会很快影响整个双边关系，这种担心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澳政府对胡士泰案的谨慎反应。
不过，更让人不理解的是，政府不愿发起对澳中关系全面影响的热烈辩论，也不愿意在我们在中国的外交和贸易代表问题上投资。辩论应该明晰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在不牺牲行动独立的基础上适应中国的利益。
澳大利亚是否注定要从惬意于盎格鲁势力范围转到21世纪一个新的儒家势力范围（其中中国是继英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种特别关系）？如果是这样，影响会如何？如果北京决定不再输送带给澳大利亚大学数百亿学费的留学生，我们遭受的经济损害又是什么？
我们的外交政策、防务和贸易机构需要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也要从战略上考虑本世纪更能决定我们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国度。进行全民中国大讨论的一个结果应该是能清楚表达我们对澳中关系期待以及理解中国需求的中国战略。这种战略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两国的利益，同时确保两国都了解共同利益多但共同价值少为基础的伙伴关系的局限性。
最后，我们需要更多了解中国的澳大利亚大众，改善澳大利亚对中国和亚洲研究的糟糕态势。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对华关系有可能被误解和疏忽严重伤害。（作者为悉尼大学国际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艾伦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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