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架放3个以上就失去临床意义，放7个纯粹变成卖支架。”山东省胸科医院医学工程部主任毛树伟说，就心脏病治疗而言，搭桥手术是最好的方案，但现在医生普遍不愿做搭桥手术，而倾向于放支架。
据了解，国产支架出厂价一般为3000元，卖到医院价格涨到1.2万元，进口支架到岸价6000元，用在病人身上就上涨到近2万元。一些医生不愿“搭桥”偏爱“支架”，不仅因为支架利润多，还因为医生能拿回扣。齐鲁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坦言，“每个支架医生能拿到10%至15%的回扣”。这意味着，每给病人放一个进口支架，医生至少能拿到2000元。
与支架、瓣膜、钢板等植入性医疗器械类似，以往抗生素是目前最常被滥用的药品。
许冬梅大夫在临床上发现大量药物性肾损伤病例。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一位体重34公斤的未成年患者，只因为感冒，在基层诊所被用24万单位的“庆大霉素”连续打了3天，引起急性肾小管坏死。“这是体重60公斤成年人的用药量，再说感冒不需要这么治”。
据浙江大学医学院调查，我国抗生素原料人均年消费量比一些发达国家高几倍。世卫组织推荐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为30%，因为国情等原因，我国卫生部门抗菌药物院内使用率设置的底线是60%。重症监护也存在“过度治疗”现象。一位退休干部因脑溢血成植物人，在重症监护室(ICU)躺了一年去世，花了100多万元，一个人花光单位全年医药费。“进了ICU，没有几十万元出不来。关上门都是给病人用最贵的药和材料。”济南某三甲医院一位主任医师说。一些医院的临床病例显示，领导干部、公费医疗及医保病人，更容易成为“过度治疗”的受害者。
为降低医院对药品收入的过度依赖，各地卫生主管部门结合新医改，推出了一些控制性措施。但记者采访发现，一些医院授意医生多开大型设备检查，如核磁共振、CT等等。
最近由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发布的国内CT市场发展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CT销售增长率高达31.5%。“现在国家规定基本药物‘零差率’了，从药品上赚不来钱，只能多上设备，多开检查。”山东日照一位乡镇卫生院院长坦言，“我们也在申请购买CT、多普勒、彩超等设备。一次B超20元，彩超一次60元，为什么不淘汰B超上彩超呢？”
今年初，卫生部部长陈竺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强调，“十二五”期间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革除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及药品滥用的机制。有关专家表示，不实行医药分离，不改变以药(含医疗设备检查)养医，“过度医疗”难题就不可能根治。
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工会主席于建国等专家表示，医药分离后，各级政府应切实提高对公立医院的补偿水平，并适当提高诊疗费用标准，重点考核医生医德和诊疗水平，才能改变如今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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