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1年5月24日《半月谈》报道，初到澳大利亚的人或许会对当地人生活的悠闲、散漫感到惊讶。在沙滩、酒吧、公园，随处可见休闲的人们。及时行乐、透支未来已成为社会常态，大众对未来普遍缺乏计划和储蓄意识。
这与澳社会的高福利息息相关。在高福利制度下，澳普通公民即便不工作，也能领到衣食无忧的社会救济，享受全民医保。然而，金融危机之后，高福利制度“养懒人”的弱点日益显现。如何在保障基本人权和社会公平的同时，确保社会经济效率，已成为福利国家面临的当务之急。(《半月谈》2011年第9期)
完善的社会福利
在澳大利亚，每个纳税人都可以享受到国家提供的各种福利。据移民澳洲的华人唐米(化名)介绍，他的孩子刚出生，政府就补助了4000澳元，孩子入托也得到了大量补助，政府会根据家庭收入情况对不同家庭进行补助。
在医疗方面，唐米说：“我们夫妻和孩子共用一张医疗卡，在澳任何地点，只要把医疗卡让就医处扫描一下，我们的资料就会显示在电脑里，医生会免费为我们看病，我们只需在诊断书上签名即可。”他说，平时免费看病的次数没有限制，甚至抽血化验、照X光片、动手术都是免费的。惟一需要花钱的就是买药。除了正常的医疗以外，每人每年还可以享受5次免费医疗按摩。
澳大利亚的“用工荒”
但是，和法国、英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一样，澳高福利制度在实践中也遇到了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企业苦于招不到人;另一方面是不少年轻力壮者游手好闲。
西澳银行近期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澳全境近三分之一的受访企业表示招不到合适的技术工人。澳官方统计显示，在澳2200多万人口中，多达23万人失业超过两年，25万户家庭中的成人至少一年没有工作。值得警惕的是，当前澳年轻人失业率是社会整体失业率的两倍，失业大军呈年轻化趋势。
统计数据体现在现实中更为生动。记者在悉尼市街道上不时能看到身强力壮者晒着太阳乞讨。与一个名叫阿列克萨的乞丐攀谈时，记者获悉，他每周能从救济部门领到约200澳元救济款，一日三餐基本不用愁，只是还要交水电费，应付看书读报等开销，所以出来乞讨。他还说，不愿工作是因为身体太胖，时常会感到疲劳。
高福利不仅让一些人丧失了自食其力的动力，也影响着人们就业的态度和取向。在社会医疗保险及工会组织的保护伞下，澳工人与老板打交道时腰板直，底气足，但也闹出一些笑话。
澳帝都集团执行董事田飞给记者讲过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他说，不久前，一个熟人因工作失误遭到老板呵斥。随后，此人去看医生，称因遭老板骂晚上老做噩梦，医生随即诊断她精神抑郁，需在家静养一周。一周后，她回公司上班时，发现老板满脸堆笑、客气有加，从此甚至不敢在她面前大声说话。
在高福利体制和强力工会的保护下，澳不少行业普遍存在效率低下、缺乏竞争、人浮于事的弊端，人们在享受轻松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种种恶劣服务造成的不便。比如，在澳大利亚，装个电话需要等十几天，改造一下住房需要等数月，申请个签证需要等数月乃至一年，这些都不是什么稀奇事。
谁在为高福利埋单
是什么支撑了澳人透支明天的洒脱?是什么让他们大把花钱时没有后顾之忧? 澳福利系统依赖国民的个人所得税收。一般工薪阶层每年工资约30%作为工资税或个人所得税上交政府税务局。这样的福利事实上是政府用公民的纳税款，在整个国民范围内进行有效的规划，帮助国民统一安排他们的福利待遇。
但是，如果认为高福利的影响仅仅止步于国门，那就大错特错了。西方民众长期寅吃卯粮的超前消费模式被认为是引发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深刻原因。而从全球分工体系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是发展中国家在为西方社会的高福利和消费盛宴埋单。因为个人收入是澳福利系统运行的基础，而个人收入取决于国家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位置。
以澳资源类行业为例，由于劳动力缺乏，澳矿工如今跻身高薪阶层，工资猛涨已成为助推矿石价格的重要因素。
澳大利亚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澳的油气公司雇员平均工资为每小时75澳元。如果按照每天工作7.5小时计算，工人年薪可超过13万澳元。位于昆州西北部伊萨山矿区的矿工的收入甚至更高。当地一处铜矿的司机保罗告诉记者，他每年能挣15万澳元，一些同事甚至能挣20万澳元。
而澳苛刻的移民制度又将外国劳工挡在国门之外。西澳一名中资公司高管曾向笔者抱怨，澳方以语言不过关为由，将大量中国工人拒签，公司不得不雇佣当地人，使得运营成本大大增加。西方福利和劳保制度某种程度上成为保护落后、拒绝竞争的借口。
然而，相对于澳矿业巨头的日进斗金，不少中国的钢厂却徘徊在盈亏边缘，惨淡经营。中国矿工的待遇状况同样无法与澳大利亚矿工相比。这种产业上游和下游利润失衡的现状不尽合理，澳畸高的劳动力成本无疑加剧了这种不合理的状况。
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某些国家还深陷在“高福利”的教条式迷信中，宁肯选择牺牲主权信用，也要维护本国高福利不打折扣，结果给国际金融安全造成了巨大压力。
就改革高福利制度的议题，澳总理吉拉德近日表示：“让纳税人供养有能力自食其力的无业者是不公平的。”从全球来看，让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福利制度埋单，难道就是公平的吗?
福利进退中的东方与西方
面对高福利开始拖累经济的残酷现实，吉拉德总理表示，政府将通过削减预算、改革税收制度等方式，促使澳人更积极地参与就业。她还暗示，有意引入“奖勤罚懒”机制，让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自食其力。
吉拉德此番言论点出了高福利制度养懒人的弊端。然而，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在执政党民意支持率较低的背景下，吉拉德政府不大可能出台强力措施。
在西方政治选举体制之下，社会福利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变成政客借以取悦选民的工具，许诺增加福利已经沦为拉票的手段。社会福利改革某种程度上变成了“政治雷区”，不到万不得已，没有哪个政客愿冒“千夫所指”之险轻举妄动。结果，福利见长不见落，即便在国家财政和经济面临严重困难时，削减福利也需要很大勇气和智慧。去年法国退休制度改革引发的全国性罢工潮反映的正是福利制度改革的艰难。
更为可怕的是，当高福利和高消费固化为一种不言自明的社会共识和理所当然的生活常态，当过高的福利诉求被冠以“人权”“自由”的闪亮标签，进而成为政治斗争和传媒炒作的工具时，任何针对高福利制度的调整和改革都会变得异常敏感和棘手。
但是，面对金融危机后高福利引发财政状况恶化和对国家竞争力的影响，不少发达国家仍在试图进行福利制度改革。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提升国内民众福利水平，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改善全球分工结构成为必然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