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慈善机构首席执行官米拉德表示，这份报告证实澳大利亚生活在贫困水平的儿童人数令人震惊。米拉德指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经合组织都发现，澳大利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比例高达12-15%。
2012年5月12日星期六
真难相信：西方发达国家之一澳大利亚有超过十分之一儿童生活贫困
据2012年5月12日澳广报道，澳大利亚慈善机构Anglicare表示，至少有26000名悉尼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该慈善机构最新公布的报告称，从2007年到2011年，共有超过27000人到该机构的紧急救助中心领取食物或寻求电费等基本生活开支补贴。其中近一半的人有16岁以下的孩子。62%的人只身一人靠每周低于600元的收入抚养孩子。
该慈善机构首席执行官米拉德表示，这份报告证实澳大利亚生活在贫困水平的儿童人数令人震惊。米拉德指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经合组织都发现，澳大利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比例高达12-15%。
该慈善机构首席执行官米拉德表示，这份报告证实澳大利亚生活在贫困水平的儿童人数令人震惊。米拉德指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经合组织都发现，澳大利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儿童比例高达12-15%。
居家创业带孩子 澳洲妈妈两头忙
在为他人辛苦卖命数年后，怀特（Tash White）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但在两个女儿逐渐长大的过程中，她又萌生了在家创业的想法。
怀特称：“我内心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在萌动，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付诸行动了。我是突然有了这个想法的，而且出人意料地进展得很顺利。”而怀特所指的“想法”就是出售能充当幼童长牙期玩具的女性时尚饰品。
九个月前，怀特的MummaBubba Jewellery公司才刚起步，而现在，她已经有了50位零售商，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订单，其产品还在婴儿产品展会上成为大热门。“我涉足的这一领域是全新的，因此我必须与生产商协调，这一开始令我有些胆怯，但上手后我发现自己越发自信精明，我可以做到以前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而事实上，怀特仅是在家带孩子同时又自主创业的澳洲母亲大军中的一员，她们被称为“母亲企业家”（mumtrepreneur）。专家们认为，母亲企业家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潮流，而是一股重要的商业力量。
对于怀特来说，经营自己的生意意味着所有事情都要从头学习，从管理现金流到硅素制造无所不包，但她仍乐在其中，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位于墨尔本Brighton的家中看着4岁的大女儿Indiana和2岁的幼女Milla成长。
怀特称：“如果我回到公司上班，女儿们就必须交给全职保姆来照顾。在早上8点至下午6点之间，我都见不到她们。但今天，我们一起在家中后院一起野餐，接着我又心满意足地回到屋里开始工作。”
澳洲女性工商会指出，至少有70万澳洲小型企业是由女性来打理。而澳洲女性联盟进一步指出，在这些小企业女老板中，有近半数都是边在家抚养孩子边创业的。这两个机构均表示，母亲企业家已经成为全澳增长最快的商业群体。
墨尔本Caulfield南区母亲Alli Price目前在家中负责照顾5岁的Amelie和2岁的Freya，同时还管理着Motivating Mum。她指出，当前飞涨的育儿照顾费用迫使很多妈妈在家“挖金”，鼓起勇气自主创业。在家照顾孩子反而为妈妈们“实现自己的想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她们在得到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支持，这两者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调查管道和销售平台。
怀特称：“我内心一直有这样的想法在萌动，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付诸行动了。我是突然有了这个想法的，而且出人意料地进展得很顺利。”而怀特所指的“想法”就是出售能充当幼童长牙期玩具的女性时尚饰品。
九个月前，怀特的MummaBubba Jewellery公司才刚起步，而现在，她已经有了50位零售商，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订单，其产品还在婴儿产品展会上成为大热门。“我涉足的这一领域是全新的，因此我必须与生产商协调，这一开始令我有些胆怯，但上手后我发现自己越发自信精明，我可以做到以前自己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而事实上，怀特仅是在家带孩子同时又自主创业的澳洲母亲大军中的一员，她们被称为“母亲企业家”（mumtrepreneur）。专家们认为，母亲企业家不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潮流，而是一股重要的商业力量。
对于怀特来说，经营自己的生意意味着所有事情都要从头学习，从管理现金流到硅素制造无所不包，但她仍乐在其中，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在位于墨尔本Brighton的家中看着4岁的大女儿Indiana和2岁的幼女Milla成长。
怀特称：“如果我回到公司上班，女儿们就必须交给全职保姆来照顾。在早上8点至下午6点之间，我都见不到她们。但今天，我们一起在家中后院一起野餐，接着我又心满意足地回到屋里开始工作。”
澳洲女性工商会指出，至少有70万澳洲小型企业是由女性来打理。而澳洲女性联盟进一步指出，在这些小企业女老板中，有近半数都是边在家抚养孩子边创业的。这两个机构均表示，母亲企业家已经成为全澳增长最快的商业群体。
墨尔本Caulfield南区母亲Alli Price目前在家中负责照顾5岁的Amelie和2岁的Freya，同时还管理着Motivating Mum。她指出，当前飞涨的育儿照顾费用迫使很多妈妈在家“挖金”，鼓起勇气自主创业。在家照顾孩子反而为妈妈们“实现自己的想法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她们在得到网络和社交媒体的支持，这两者都是很有影响力的调查管道和销售平台。
还是不断涌来 澳洲边防人员又截获一艘寻求庇护者船
据2012年5月12日澳广报道，澳大利亚边防船只在圣诞岛以西的澳大利亚水域截获一艘运送寻求庇护者的船。
初步消息称，这艘船上有84名寻求庇护者。
他们正被押送到圣诞岛进行身份鉴别和健康、安全检查。
边防部门说，24小时之后会有另一艘船进入澳大利亚海域。
昨天海关巡逻船刚刚截获一艘寻求庇护者船，船上有99名寻求庇护者和两名船员。
初步消息称，这艘船上有84名寻求庇护者。
他们正被押送到圣诞岛进行身份鉴别和健康、安全检查。
边防部门说，24小时之后会有另一艘船进入澳大利亚海域。
昨天海关巡逻船刚刚截获一艘寻求庇护者船，船上有99名寻求庇护者和两名船员。
深陷公款嫖妓门工党议员汤普森喊冤：自己被工会大佬陷害
深陷公款嫖妓门工党议员汤普森（Craig Thomson)今天在各大媒体公开喊冤，控诉前工党大佬，健康卫生工会HSU主席威廉森（Michael Williamson）在一场对他的“嫖娼门”陷害运动中进行了“串谋”，意图摧毁他的个人政治前途。
威廉森（Michael Williamson）向一个关键证人承认HSU经常利用娼妓打击对手。
他打破的长久保持的沉默态度，开始谴责他一直否认的这个关于他在担任HSU全国秘书长时使用HSU的资金嫖娼的的调查。汤普森表示自己是在这场争夺HSU领导权斗争中被设局引入陷阱的受害者。
吉拉德政府“大选贿赂”并不奏效 愤怒选民拿钱就跑
据2012年5月12日《悉尼晨锋报》报道，虽然 吉拉德政府在最新公布的财政预算案中大洒金钱，进行“大选贿赂”，但是愤怒的选民们还是不买她的帐。
最新尼尔森民调显示，吉拉德想用碳税预算案大洒金钱来贿赂选民，但是是事与愿违，大部分选民们认为虽然政府给出了很多补贴，他们在碳税实施后，他们的财务状况会更加糟糕。
由于新的财政预算案不给力， 这使得吉拉德总理的领导地位更加不稳固。
预算案公布后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表示， 在看了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后， 他们改变他们的投票意向， 决定不再投票给工党。
该份财政预算案，工党政府花费50亿澳元来收买中低产阶级的民心， 但是现在看来这不起作用。
超过半数的那些年收入低于 4万澳元的家庭觉得他们在碳税实施后，将会更加糟糕。超过 53%的中上产阶级 （家庭年收入超过 9万以上） 相信， 他们是这一次财政预算案的受害者， 他们虽然自己深受碳税其害， 但是还要交纳税金来帮助其它低收入的家庭， 这令到他们感到非常不满。
一名工党大佬昨晚警告说， 现在是吉拉德总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对于吉拉德总理的考验是， 如果政府大洒金钱给中低层阶级，但是今后几周的民调还是没有起色， 那么这就证明：
澳洲选民们已经对工党完全死心了！ 不管你吹得天花乱坠， 选民们也不买你的账！
最新尼尔森民调显示，吉拉德想用碳税预算案大洒金钱来贿赂选民，但是是事与愿违，大部分选民们认为虽然政府给出了很多补贴，他们在碳税实施后，他们的财务状况会更加糟糕。由于新的财政预算案不给力， 这使得吉拉德总理的领导地位更加不稳固。
预算案公布后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表示， 在看了联邦政府的财政预算案后， 他们改变他们的投票意向， 决定不再投票给工党。
该份财政预算案，工党政府花费50亿澳元来收买中低产阶级的民心， 但是现在看来这不起作用。
超过半数的那些年收入低于 4万澳元的家庭觉得他们在碳税实施后，将会更加糟糕。超过 53%的中上产阶级 （家庭年收入超过 9万以上） 相信， 他们是这一次财政预算案的受害者， 他们虽然自己深受碳税其害， 但是还要交纳税金来帮助其它低收入的家庭， 这令到他们感到非常不满。
一名工党大佬昨晚警告说， 现在是吉拉德总理最危险的时候了。现在对于吉拉德总理的考验是， 如果政府大洒金钱给中低层阶级，但是今后几周的民调还是没有起色， 那么这就证明：
澳洲选民们已经对工党完全死心了！ 不管你吹得天花乱坠， 选民们也不买你的账！
您是烟民？找工作时可能会不好找 更多雇主明言“烟民勿扰”
目前，特别点明需要非烟民的网上招聘广告越来越多，涵盖了出叛社、私人健身教练、残障工作者，甚至前台接待员。这引发了一场激烈的讨论：拒绝烟民是否是在干涉个人选择，是否为种族歧视，此举是否能够保障员工的健康、提高他们的生产率。
墨尔本南区的一家出版公司近日征招一名经验丰富的全职美术编辑，其中的一条要求即是：“烟民勿扰！”
澳洲禁烟与健康协会（Smoking and Health Australia）首席执行官Anne Jones称，有些雇主应获权只招聘非烟民。“我认为像这样的（招聘）广告将会越来越多，因为绝大多数的雇主都开始关心在烟民员工的吞云吐雾中消失的生产率。有些雇主声称，他们之所以不想招烟民，完全是出于生产率的考虑，这一点是情有可原的。”
Jones女士称，医疗组织和医院在拒聘烟民一点上理由尤其充足。但她同时表示，每个工作场所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有些雇主如果能为员工的戒烟课程买单的话，效果或许会更好。
澳洲健康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Fitness）的教练Andre Sammut称，他们之所以更加青睐非烟民，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公司的价值观。“我们提供健康和医疗的培训服务，我们提倡的是一种恰当而健康的生活方式。”
但维州工作机会均等委员会（Victorian Equal Opportunity Commissioner）的代理会长Karen Toohey告诫说，招聘广告不应当表现出歧视倾向。“宣称烟民无需申请此份工作的声明或许违反了法律条款。雇主不应当禁止烟民申请一份工作，除非这份工作自身的性质即要求禁烟。”
Toohey称，诸如体重、高度以及吸烟与否都与个人从事某一岗位的能力无关。她认为，雇主应当“任人唯贤”。
小心您的电话被窃听 澳警方用电话侦听破案 被指侵犯隐私
据2012年5月11日光明网报道，电话侦听已成为澳大利亚警方侦破案件的一个重要手段,但这也引起了当地民权组织对公民隐私可能遭到侵犯和滥用的密切关注。
据此间媒体日前报道,在澳各州中,维多利亚州警方使用电话侦听更为频繁,而且也更容易获得批准。报道称,被维州警方秘密监听电话的维州人数大增30%,在2010年至2011年之间达到65703人;而这一数字在2008年至2009年之间则为40617人。
报道称,维州被电话监听的人数较澳其他州或领地要多出数万人,而且维州警方也无需申请法庭的准许令,便能实施电话窃听行动。警队中任何一名官至警署所长或以上的警察,都有权批复实施监听电话记录的申请。
报道称,在过去3年里,维州警方花费了近1600万澳元窃听当地人的电话,记录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此期间,行政诉讼法庭共批准了1036份安装电话窃听装置的申请,几乎是每天一份。
针对这一报道,维州警监助理波培辩解称,“每份监听申请都有其充分合理的理由,而且这样的申请要获批准也需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他说,“电话侦听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调查手段,尤其是诸如谋杀、绑架以及严重的性犯罪这类重罪的调查。在侦破有组织的犯罪时,这更是一个具有着非同寻常价值的手段。”
报道称,维州警方于2010年至2011年之间获得的317份电话监听许可证中,近半数是针对贩毒人员的,8个是为了调查恐怖主义的指控,另12个则与绑架指控有关,还有8个则是为了侦查受贿和腐败的相关证据。
波培表示,在过去3年里,警方通过监听电话,成功地指控了1191人,其中有400人在2010年至2011年间被掌握了犯罪证据。去年,监听电话获得的信息也被用于498起庭审案件的证词,其中,458例案件的被告最终因此被定罪。
当地公民自由团体对警方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话监听作为破案手段的后果表示担忧。该团体认为,监听电话和搜查电话记录的申请太容易获得批准了,因此警方有可能会滥用这一手段,进行非法调查。
针对这一担忧,波培则认为,“只要民众不犯下严重的刑事罪,只要他们与犯下严重刑事罪的人没有瓜葛,那他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据此间媒体日前报道,在澳各州中,维多利亚州警方使用电话侦听更为频繁,而且也更容易获得批准。报道称,被维州警方秘密监听电话的维州人数大增30%,在2010年至2011年之间达到65703人;而这一数字在2008年至2009年之间则为40617人。
报道称,维州被电话监听的人数较澳其他州或领地要多出数万人,而且维州警方也无需申请法庭的准许令,便能实施电话窃听行动。警队中任何一名官至警署所长或以上的警察,都有权批复实施监听电话记录的申请。
报道称,在过去3年里,维州警方花费了近1600万澳元窃听当地人的电话,记录他们的谈话内容。在此期间,行政诉讼法庭共批准了1036份安装电话窃听装置的申请,几乎是每天一份。
针对这一报道,维州警监助理波培辩解称,“每份监听申请都有其充分合理的理由,而且这样的申请要获批准也需经过严格的审核程序。”他说,“电话侦听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调查手段,尤其是诸如谋杀、绑架以及严重的性犯罪这类重罪的调查。在侦破有组织的犯罪时,这更是一个具有着非同寻常价值的手段。”
报道称,维州警方于2010年至2011年之间获得的317份电话监听许可证中,近半数是针对贩毒人员的,8个是为了调查恐怖主义的指控,另12个则与绑架指控有关,还有8个则是为了侦查受贿和腐败的相关证据。
波培表示,在过去3年里,警方通过监听电话,成功地指控了1191人,其中有400人在2010年至2011年间被掌握了犯罪证据。去年,监听电话获得的信息也被用于498起庭审案件的证词,其中,458例案件的被告最终因此被定罪。
当地公民自由团体对警方越来越多地使用电话监听作为破案手段的后果表示担忧。该团体认为,监听电话和搜查电话记录的申请太容易获得批准了,因此警方有可能会滥用这一手段,进行非法调查。
针对这一担忧,波培则认为,“只要民众不犯下严重的刑事罪,只要他们与犯下严重刑事罪的人没有瓜葛,那他们就没什么好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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