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9年6月20日澳广报道，澳大利亚移民部长埃文斯（Chris Evans）批评印度新闻界歪曲了印度学生最近在墨尔本遇袭事件的性质。
埃文斯部长19日在墨尔本会见了印度学生以及印度社团的代表。
他说，虽然提供教育的机构需要向海外学生提供额外的帮助，但是一些印度媒体对澳大利亚的描述是不公正的。这些印度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也是不平衡的。它们将几起事件系统化，并笼统地将其说成是以种族歧视为背景的反印度暴力行为。
埃文斯部长认为这样的描述是不真实的，与他获知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向印度传送一个不同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2009年6月21日星期日
反对党吁陆克文辞职 总理也发最后通牒要求反对党领袖一天内拿出证据否则也要辞职
陆克文总理正遭遇执政以来首次重大政治危机。反对党领袖日前以违规帮助汽车经销商朋友获得政府贷款并对议会撒谎为由要求陆克文辞职。
事情缘起于陆克文的邻居兼好友、昆士兰州汽车经销商约翰·格兰特向联邦政府申请贷款。格兰特的生意因全球经济衰退受到严重影响，日前向澳财政部专门援助汽车业的Ozcar基金申请贷款并获得了批准。
但是很快就有传闻称，格兰特能获得贷款是因为陆克文总理和斯旺财长向属下施压，要求“特殊照顾”。
反对党很快指责陆克文有不当行为。陆克文随后在议会当着全体议员的面，称他本人和办公室人员“从来都没有为格兰特先生做过代理人”，财长斯旺也否认了相关指控。
但是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戈德温·格雷姆6月19日在议会作证时称，陆克文办公室的确曾接触他，要求对格兰特的申请“多多关照”。格雷姆说：“我最早知道格兰特先生就是因为总理办公室的缘故，那让我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格兰特和政府官员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并不是普通的申请者。”
虽然格雷姆拿不出任何证据证实陆克文和斯万曾干涉此事，但这并不能阻挡反对党利用这个话题继续发动对执政党的攻击。自由党领袖谭布尔19日要求陆克文立即辞职，称总理利用影响力为朋友谋私利并且公然撒谎的行为是“令人震惊的滥用权力，是对公众信任的可耻背叛”。“如果他们无法向澳洲人民澄清自己的行为，就别无选择必须下台。”
据悉，谭布尔提出的这些指控非常严厉，而且反对党很可能要求议会采取下一步行动调查陆克文。
陆克文当晚透过发言人表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跟以往一样，即绝对没有为朋友谋私利。财长斯旺也痛斥反对党的指控非常荒谬，“总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斯旺还表示，反对党是故意要给陆克文抹黑，指控是“肮脏阴谋的一部分”。
6月21日，陆克文总理强硬地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反对党领袖谭布尔必须在24小时之内对指控提出有效的依据，否则在周一国会复会时必须向全民道歉并且辞去反对党领袖一职。
这是陆克文上台后首次因个人操守被怀疑而引发的政治危机。澳大利亚正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陆克文推出的诸多政治和经济改革方案在反对党控制的上 院屡屡碰壁，其执政目前正面临着空前强大的压力。反对党也加紧了对执政党的攻击，但这无法动摇陆克文的高民意支持率。有分析称，如果陆克文推出的碳排放交 易计划依然无法在上院闯关成功，他可能提前在今年年底就举行大选。
祝父亲节快乐！
背 影
朱自清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
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须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房，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其实我那年已二十岁，北京已来往过两三次，是没有甚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两三回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
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坐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房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直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
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须穿过铁道，须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望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儿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力支持，做了许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郁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在北京。
（原载１９２５年１１月２２日《文学周报》第２０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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