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7日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2013年已经逐渐远离了大众的视线，但经济局面的阵痛却延续下来并折磨着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
本月初丰田公司宣布因“三高”：成本居高不下，澳元高汇率，自由贸易下的高竞争，而将在2017年退出，澳大利亚整车产业已经正式宣布进入冰河期。
2500名丰田装配工厂的产业工人将失业，但他们不会感到孤独：一起失业的还有1200名福特员工和2900名霍顿员工。加上数以千计的配件产业可能的失业人数，以及其他间接依托产业，笼罩在整个行业内的失业人数将更大。有人估计20万以上的工作位置危在旦夕。
经济学家坦言，今日的澳大利亚需要面临三个问题：为什么会这样？有何关系？未来会怎样？
第一个问题，三大厂家其实都给了很明显的答案：他们在澳大利亚无法保持竞争力。商业提倡的是效率，在其他地方生产汽车，装船，再运往澳大利亚会更便宜，更有利润。因为工资、货币，还有其他许多成本投入，还包含土地成本。
在澳大利亚生产汽车为什么如此昂贵？这不是自然渠成或因为更加低成本的新兴市场崛起。而是我们十几年来自己选择的路，对某些行业的增长更加看重。新千年后我们选择在房产和消费大量投资，我们选择改革税法来支撑这一点，我们储备银行的通胀率定得其他国家都要高。在这样一个靠大举借债，以财富效应、非贸易行业工资高增长来推动消费所支撑的增长，结果已经是能够预料得到的“泡沫”。
很长一段时间，当世界被其他问题所困扰时，澳元低汇率保护了我们。当2003年大宗商品热潮开始之时，我们的消费热潮刚开始腾飞，我们的澳元也开始起飞。我们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REER，一国和其他国家成本相比较）开始走高。
所有的贸易类商品行业的竞争在这时开始感到压力。但直到2008年，我们的通胀资产价格和消费环境被我们另一个选择所提振，这就是大宗商品交易获利转移到当地经济所带来的满足感。不论经济结构是否合理，我们繁荣了！
接下来的就是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把其他所有类似的商业结构的西方国家经济变成了和我们一样，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但我们的发展还在，大宗商品交易热潮又再次起飞，甚至更狂热，这次热潮是被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刺激经济，试图抵御金融危机而推动的。
除了一家机构，所有澳大利亚人在这次再次选择出对资源热坐享其成的“沾沾自喜”。任何试图为了将来而储备或降速大宗商品热潮获利都被自我满足的政治经济所绑架。唯一的例外是储备银行，它选择对我们已经非常高的利率结构和汇率进行谨慎应对，以防止通胀变得无法控制。
结果就是REER第二次走高。这时候任何还没有被高竞争优势所摧毁的贸易类商业都被驱至海外，包括今天的汽车制造业，也包括我们其他一些著名的澳大利亚生产品牌，因为这对我们实在太沉重了。
第二个问题，这里有其他国家的先例，最有名就是荷兰，通常被描述为荷兰病（Dutch Disease）。
上世纪70年代，荷兰北海天然气繁荣，但是对宏观经济的打击却是高企的汇率，意味着制造业衰退。当时的经济学人杂志把这个现象描述为荷兰病。之后还有多种描述，例如“资源的诅咒”，在澳大利亚因为经济学家Bob Gregory，它被称为“格雷戈里效应”。
所以，“澳大利亚病”是与荷兰病相似的类推，但是有两点显著的区别。其一，在荷兰遭遇贸易类压力时，荷兰的制造业产出在GDP中也从没有低于20%，当热潮过后，荷兰的制造业产出比重又创了新高。
而澳大利亚制造业产出在GDP的比重已经低至7%，这是所有经合组织国家里最低的，与卢森堡相当。当汽车产业消亡后，很快就会降到5%以下。因此当有人问起不再拥有汽车制造业有没有关系时，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没有一个发达国家可以不靠工业基础就能繁荣的，而这恰恰是我们的弱点，制造业的雇员数量和制造业所占的百分比正在加速下滑。
这就是我们的未来，同时这也带出了我们和荷兰的第二个不同之处：我们的大宗商品热潮被认为是永久性的。天然气、煤矿和铁矿的储量可供开采时间很长，由于全球人口压力，大宗商品价格很有可能一直会高于在中国崛起之前的价格。这是澳大利亚当局的一个赌注，我们觉得只要采矿车一启动，问题将迎刃而解。
或许在长期角度看来，这些是正确的，但中短期来看并不对。工业行业关门的直接影响就是它恰逢大宗商品热潮的终止。由于繁荣的消退，未来三年澳大利亚商业投资正处在历史上最危机的时刻。尽管出口稳定增长，但未来这段时间劳动力市场将面临巨大压力，因为随着重心从建设转为生产，资方只需要很少的人来操作工厂，而不是建造工厂。
对商业投资和劳动力市场的另外一个打击是未来三年内经济面临的最终“临门一脚”，而福特已经称“如果销售未能好转，它将提早关厂”，这也意味着三家工厂都可能效仿提早至近年撤出，这样的前景可谓“暗淡无光”。
长期来看，澳大利亚当局也许是对的，但历史上并无先例，这样的赌注很危险，风险如下：
第一，澳大利亚所在的大宗商品供应链的供给反应可能比我们所设计的更加有效率。历史上资本市场运作通常都很有效率。另外，对我们大宗商品的需求可能会比我们谈判的要低。中国的需求已经比澳大利亚当局预计的有所减缓，而且有很大迹象表明中国将会进一步减少需求，以变得更加可持续发展。这两点任意一个是真的话，那意味着大宗商品价格将比我们预计的跌的更多，暴露了我们出口增长的单一性。
第二，制造业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而我们的制造业处于急速下滑的态势。
第三，完全依靠几家跨国公司的大宗商品出口，政治经济整体面趋着有利于这些大公司而危害国家的不平衡方向发展。
第四，根据推测，如果世界经济不确定性更加明显，我们将变得没有能力获得足够的财富以在军事上保护自己。
这就是“澳大利亚病”的四点症状。一个潜力有限，艰难增长，无法增加效率的大宗商品经济体；一个矿业主导，其他产业受损，未来不确定性加剧的政治经济体；一个对海外新兴市场依赖过重，无法在战略上自省的经济体。
又有谁能够面无表情地说“在风雨飘摇的澳大利亚经济层面，你没有看见上面任何一个症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