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在澳首都堪培拉，当地华人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活动，华人社团新星舞蹈团的小演员跳起中国舞。据2009年10月4日《新民晚报》报道，截至去年，中国留学生在澳大利亚注册入学人数已超13万，是澳最大的留学生群体。这一数字表明，澳大利亚每4个国际学生中就有1个来自中国。
澳国际教育机构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在澳大学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中，人数增长最快的3个国家是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截至今年5月，中国留学生比去年同期增加16%。
澳大利亚的土地上，如今已遍布中国留学生的脚印。从几代中国留学生的讲述里，我们可以窥见中国的发展和中国人的自豪。
上世纪80年代埋头读书，很少和当地人交流“我可能是国内最早一批到澳大利亚留学的人之一了。”吴侃笑着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来到澳大利亚学习，之后便定居在了悉尼。
1985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提出“自费出国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也是贯彻对外开放政策、引进国外智力的一个方面。国家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在政治上与公费出国留学人员一视同仁”。
那时，对于留学生来说，澳大利亚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1988年吴侃到悉尼大学时，觉得自己完全进入了一个“无法理解”的世界。
“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什么都觉得新鲜，不可思议。”吴侃说，“一开始最不能理解的就是，我住的地方，每天早晨屋外总有乌鸦叫个不停。一开窗，就傻眼了——那场面太壮观了：天上飞的、落在树上的、草地上的，足有上千只乌鸦，长这么大，我没见过这么多乌鸦，毕竟乌鸦在国内不算什么吉利的鸟。在这里，澳大利亚人非常爱护动物，伤害动物，轻者要被处罚款，严重的是要坐牢的。”
从刚刚开放的中国走出来的第一代留学生，面对外面世界给自己的震撼，更多的时候选择的是埋头刻苦学习，不问窗外事。
“那时候就知道一门心思读书，没和老师同学有过多的交流。”吴侃说，“现在想想，可能是因为自己不够自信吧，这和当时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的心态很类似——艰苦奋斗，想获得世界的认同，却又有那么一丝不自信。”
安娜是澳洲国立大学语言学教授，她回忆起自己最初接触的中国学生时说：“他们是最认真的，却也是最沉默的。我不知道他们对我的课程有什么想法，因为他们从来不说，只是记录。”
彼此的陌生，让交流变得很重要。“刚进学校的时候，我经常遇到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当听说我是从中国来的时候，他们都很惊讶。”吴侃说，“他们对我们也不了解，我就用当时并不熟练的英语跟他们介绍我的祖国。我在澳洲最早的几个朋友几乎都是通过这个方式认识的。”
上世纪90年代为了生存，打工比读书还重要进入上世纪90年代，出国留学变成了一种潮流，自费留学生的数量猛然激增。澳大利亚也成为了中国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
“我们这代留学生可能是最苦的，国内的物质条件还不够好，国外的大学又很少提供奖学金。”叶敏婷说，她1995年来到墨尔本大学留学，是当时“留学大军”中的一员。
“我们这批人有个共同的特点——打工甚至比读书还重要。”叶敏婷语气里带着一点苦涩，“没办法啊，学费已经让国内的父母亲戚捉襟见肘了，不打工你就没法生存，这是个很现实的问题。”
叶敏婷的学生签证在澳大利亚是允许打工的，但一个星期不能超过20个小时。“很多人都远远超过这个时间，还有人去打黑工。”“我就超过了，每天在餐厅洗盘子，洗得腰都直不起来。”叶敏婷说。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后半期，很多留学生出国并不能拿到全额奖学金，大部分要靠打工生存。当时在国内，还曾掀起应该留在国内为祖国作贡献，还是到国外洗盘子的争论。叶敏婷这一代留学生也被人们称为“洗盘子换读书”的一代。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欧美、澳洲等地的大学逐渐重视中国留学生，开始大批发放全额奖学金。同时，中国的经济也突飞猛进，老百姓的财富增长迅速，“洗盘子换读书”的现象渐渐消失。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这一批留学生显得有些盲目，不知道自己出国的目的是什么，只是为了出国而出国。”叶敏婷说，“记得后来看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看着看着眼泪就流下来了，这里面说的故事和自己的经历太相似了。”
21世纪初充满自信，快速融入当地社会从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澳大利亚迎来了中国留学生数量的第二次井喷。而这一代的留学生明显自信，其中还出现了不少在澳大利亚先读高中再考大学的“小留学生”。和他们的前辈不同，这一代的留学生融入当地社会的速度非常快。
2007年，李欢坐上去澳大利亚的飞机时，她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堪培拉租的房子有没有搞定。“可能我是个乐天派吧，换了别人，房子还没确定，估计要急死了，我一点都不急。”她笑着说，刚到堪培拉不久，她便迷了路，还把自己的住址抄错了。
“当时手机没电了，天也快黑了，路上也没有人。”李欢说，“我去敲路边房子的门。一位老先生正在洗车，他马上找地图册帮我找地址，然后开车把我送到附近，一栋一栋房子的让我看，一直把我送到家。”
这段经历让李欢感动不已，也坚定了她和当地人“打成一片”的想法。现在，她总会抽出时间参加社区的活动，和当地人相处融洽。
另一位姑娘王琪，则在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名澳洲“警花”。
“在澳大利亚当地做警察的外国人有很多，有来自加拿大、英国、韩国、日本等不同国家的人。”王琪说，“在澳大利亚居住的外国人比较多，当地政府主要考虑到，有外国人报案或者发生什么事儿时，和他们来自相同国籍的警察，在沟通时会非常容易。”
成为昆士兰州警察局的警察后，王琪主动申请做“中国城的片警”，她说：“很多中国人在那里开商铺、做生意，我希望能为在澳大利亚的中国人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