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12年11月18日中国新闻网报道，澳洲的主要移民签证子类别需要被剔除，以削减创纪录高企的移民人数，原因是就业增长放缓形同“蜗爬”，移民正钻移民体系的空子。
蒙纳殊大学人口专家比勒尔(Bob Birrell)和希利(Ernest Healy)15日发布颇具争议的文章，赞成澳洲移民体系的重大整顿，他们的分析发现监管临时入境者的规例太过宽松。
两名专家称，一旦如此，数万名临居者将通过不断变换签证，来延长在劳工市场的留守时间。例如，2011至2012年间，在澳洲的26671名海外留学生获批游客签证。
比勒尔和希利认为，雇主应该只获许在技术短缺的职业和地点，准发457外劳签证，然后只有当申请人从相关职业部门获得正面的技能评估时，才有资格申领这一签证，在专业人士和管理者的情形下，他们需要雅思(IELTS)成绩考得6分。
寻求“企业移民协议”的项目，只有当本地工人获提供工作和给予必要培训之后，才能获准担保半技术外劳。
两专家建议，各州及领地担保签证子类别应该一并废除。他们还希望工作度假签证，依据国内劳工市场状况而相应设定上限。
文章指出，临时入境签证子类别需要紧迫的检讨，调查涌入移民争夺就业职位而对年轻本地工人所造成的影响。当前格局蓄势造就“增长风潮”，2012至2013年度的永居移民项目已设定在创纪录的21万人新高，这与职位创造状况不符。
移民计划正开足马力前进，然而澳洲劳动力市场的净增长却放缓，形同“蜗爬蚁行”。不可避免地，国内渴望寻工者正被挤出市场，尤其是那些寻求就业的年轻人。澳洲本地出生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上升，截至2012年8月，失业救济领取者有666，830人，比2011年8月的626，969人增加。
比勒尔和希利指出，雇主担保正被用作“走后门”的移民快捷方式，容许一些雇主获得竞争优势，容许一些移民逃避严格得多的计分准入规例。
2012年11月18日星期日
日益影响消费者信心 澳洲税务协会称税法修正案太过严厉
据2012年11月18日澳联社报道，澳洲税务协会认为政府拟订中的税法修正案过于严厉。他们警告说，这一旨在收紧避税有关条款的修正案将增加纳税人的不确定性，并影响到已在日益下跌的消费者信心。
联邦政府正准备提交一份新的税法修正案，其唯一的目的是为弥补避税条款方面的漏洞。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税法允许的办法，作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达到减轻或解除税赋的目的。
助理财政部长布拉德伯里(David Bradbury)在周五的一项声明中说：“该修正案对纳税人没有影响，除非他们以避税为目的并从中获益。”
该修正案是为了尽可能地将纳税人无意中得到的任何潜在性的税收优惠在短期内降至最小，该法案适用于所有出于避税目的而已经进行的各类商业措施或开始安排这些措施的情况。
但是税务协会高级税务顾问罗伯特•耶里门科(Robert Jeremenko)说，该修正案远超过政府所宣称的改进税法轻微缺陷那样简单，尽管近期的法庭诉讼案例使得这些较小的缺陷成为焦点。由于这些法律条文已经实施了30余年并在法庭判案中得到广泛实施，对其进行修改将导致公众的混淆和不确定性。
耶里门科还说，按照修正案，当前的税收获益将会显著减少, 这将要求纳税人在作出商业决策时, 在所有与纳税有关的问题中, 得考虑十分困难的”主要目的”测试。他说收紧避税规则是政府一项不必要的很过头的安排，这需通过今后很多年法庭诉讼的高昂开支, 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他认为，对于那些财力有限的纳税人来说，该政策还将给他们在遵守纳税义务方面带来挑战。这个影响也不应该被低估。
布拉德伯里则称，在召开由独立专家们参与的圆桌会议之后， 修正草案的法律程序已在准备。这些独立专家来自税务机构、会计事务所和法律学术领域。
该修正案将于12月19日提交，政府打算在2013年秋季将修正案列入国会的法律审批程序。
联邦政府正准备提交一份新的税法修正案，其唯一的目的是为弥补避税条款方面的漏洞。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或税法允许的办法，作适当的财务安排或税收策划，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达到减轻或解除税赋的目的。
助理财政部长布拉德伯里(David Bradbury)在周五的一项声明中说：“该修正案对纳税人没有影响，除非他们以避税为目的并从中获益。”
该修正案是为了尽可能地将纳税人无意中得到的任何潜在性的税收优惠在短期内降至最小，该法案适用于所有出于避税目的而已经进行的各类商业措施或开始安排这些措施的情况。
但是税务协会高级税务顾问罗伯特•耶里门科(Robert Jeremenko)说，该修正案远超过政府所宣称的改进税法轻微缺陷那样简单，尽管近期的法庭诉讼案例使得这些较小的缺陷成为焦点。由于这些法律条文已经实施了30余年并在法庭判案中得到广泛实施，对其进行修改将导致公众的混淆和不确定性。
耶里门科还说，按照修正案，当前的税收获益将会显著减少, 这将要求纳税人在作出商业决策时, 在所有与纳税有关的问题中, 得考虑十分困难的”主要目的”测试。他说收紧避税规则是政府一项不必要的很过头的安排，这需通过今后很多年法庭诉讼的高昂开支, 才能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他认为，对于那些财力有限的纳税人来说，该政策还将给他们在遵守纳税义务方面带来挑战。这个影响也不应该被低估。
布拉德伯里则称，在召开由独立专家们参与的圆桌会议之后， 修正草案的法律程序已在准备。这些独立专家来自税务机构、会计事务所和法律学术领域。
该修正案将于12月19日提交，政府打算在2013年秋季将修正案列入国会的法律审批程序。
医疗账单日渐上涨 部分澳洲家庭被迫出售房产
由于医疗保险退款根本赶不上通胀的步伐，保健基金也不能涵盖所有的医疗收费，因此一些澳洲家庭不得有出售房产或动用退休金偿还药费账单，有些人甚至还因此而倾家荡产。
新州卫生保健消费者的一项调查发现，由于无力支付他们的医药费，一部分家庭正被迫出售他们的房产。
孟席斯卫生政策中心（Menzies Centre for Health Policy）最新的一项研究发现，25万名澳人的医疗费用支出占他们总收入的20%以上。医生与麻醉师对一些自付费型药物收取高额费用，一些病患者因为医疗保健并未涵盖所有药物以及医疗保险退款并未与通胀水平保持一致而苦不堪言。
根据最新的一项对3000名国内老年人展开的调查，五分之一50-64岁澳人由于无法负担高额费用被迫出售房屋的同时，还不能按时去看医生，或服药。
澳洲健康与福利协会（Australian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Welfare）数据显示，澳洲人每人每年的自付医疗费用为1075元。
民意支持率跌落谷底 最新民调显示仅29%澳人对联邦政府有信心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澳洲民众对联邦系统大失所望，并对政府各部门失去信心。
根据调查，2/3的澳洲人认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未能有效合作。而联邦政府作为最有效级别的政府，人们对其的信心指数从2008年的50%下滑至如今的29%。38%的澳洲人认为联邦系统无用，而在2008年，只有30%左右的澳洲人认为联邦系统无用。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的布朗教授（Professor AJ Brown）是本次调查的首席研究员。布朗表示，澳人对政府信心下滑说明了联邦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除非联邦政府有长期改革的决心和加强联邦合作，那么政府将很难走挽救民望。
根据调查，2/3的澳洲人认为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之间未能有效合作。而联邦政府作为最有效级别的政府，人们对其的信心指数从2008年的50%下滑至如今的29%。38%的澳洲人认为联邦系统无用，而在2008年，只有30%左右的澳洲人认为联邦系统无用。
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的布朗教授（Professor AJ Brown）是本次调查的首席研究员。布朗表示，澳人对政府信心下滑说明了联邦政府正面临信任危机。除非联邦政府有长期改革的决心和加强联邦合作，那么政府将很难走挽救民望。
新趋势：没钱买大房的澳洲Y世代扎堆购内城高密度公寓
他们年轻、时尚，而且喜欢热闹，于是，内城区的高密度住宅成了他们的置业优选，诸如Kensington、Rhodes、Haymarket和Wolli Creek一类城区的居民平均年龄更是大都市区内最年轻的。
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未来研究中心的主管Bill Randolph在谈及内城区时说，“高密度社区的Y世代正在涌现，这确实是首次出现的现象。10年前，（他们）不会出现在这儿。”
而Point Piper、Darling Point和Woolwich无疑已经成了“老年贵妇”（dowager，即居民平均年龄大的高档社区）。Randolph称，“这里是高收入的老城区。无钱无事业的人几乎不可能住到这些地区。”
Palm Beach素有富人的北滩运动场之称，它的居民平均年龄为53岁，而Point Piper和Darling Point则相对朝气一点，中值年龄分别为48岁和47岁。
位于Liverpool和Campbelltown之间的Claymore，其平均年龄仅为20岁，这里是悉尼年轻人的渊薮，比全悉尼市的平均年龄（36.1岁）还小了16岁。
Claymore、Bidwill、Airds和Tregear也都是年轻人的地盘，居民年龄中值都是20来岁。而悉尼最古老的城区之一，位于Sutherland郡Captain Cook Bridge南端的Taren Point则因为拥有大量的养老院，因此年龄均值为59岁。内城南区Daceyville在一世纪前就开发为公屋地区，因此成为全悉尼第二老的城市，平均年龄为56岁。因为养老院众多而闻名的North Turramurra和Bayview，其居民的平均年龄都为53岁。
Liverpool的市府议员Tony Hadchiti称，他倒希望年轻人是因为认为悉尼西区适于养家，因此才扎堆至此。但他很清楚，现实却是：他们之所以来到此地，只是因为房产负担的问题。
西悉尼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的Michael Darcy副教授称，首置业者“在悉尼这样的城市根本没有多少选择”。
新南威尔士大学城市未来研究中心的主管Bill Randolph在谈及内城区时说，“高密度社区的Y世代正在涌现，这确实是首次出现的现象。10年前，（他们）不会出现在这儿。”
而Point Piper、Darling Point和Woolwich无疑已经成了“老年贵妇”（dowager，即居民平均年龄大的高档社区）。Randolph称，“这里是高收入的老城区。无钱无事业的人几乎不可能住到这些地区。”
Palm Beach素有富人的北滩运动场之称，它的居民平均年龄为53岁，而Point Piper和Darling Point则相对朝气一点，中值年龄分别为48岁和47岁。
位于Liverpool和Campbelltown之间的Claymore，其平均年龄仅为20岁，这里是悉尼年轻人的渊薮，比全悉尼市的平均年龄（36.1岁）还小了16岁。
Claymore、Bidwill、Airds和Tregear也都是年轻人的地盘，居民年龄中值都是20来岁。而悉尼最古老的城区之一，位于Sutherland郡Captain Cook Bridge南端的Taren Point则因为拥有大量的养老院，因此年龄均值为59岁。内城南区Daceyville在一世纪前就开发为公屋地区，因此成为全悉尼第二老的城市，平均年龄为56岁。因为养老院众多而闻名的North Turramurra和Bayview，其居民的平均年龄都为53岁。
Liverpool的市府议员Tony Hadchiti称，他倒希望年轻人是因为认为悉尼西区适于养家，因此才扎堆至此。但他很清楚，现实却是：他们之所以来到此地，只是因为房产负担的问题。
西悉尼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的Michael Darcy副教授称，首置业者“在悉尼这样的城市根本没有多少选择”。
残障子女补助须拿监护权换 昆州政府被指歧视新西兰人
根据《反歧视法》（Anti-Discrimination Act）的修订案，那些已在昆州生活数年的新西兰居民如果被拒绝予以残障援助或其他的政府服务，他们也无权提起歧视指控。包括太平洋岛民在内的新西兰人称这是以国籍为基础的种族歧视，并威胁将提起集体诉讼。
昆州反歧视专员Kevin Cocks在一个议会委员会上指出，育有残疾子女的新西兰家庭将因此不得不放弃子女的监护权，让他们处于州府的监护下。一对养育着一名35岁智障女儿的新西兰夫妇在公开意见书中指出，昆州残障服务部门的职员曾说，如果他们希望女儿获得援助，那么他们要么放弃她的监护权，要么就宣布她已经无家可归。
此次法律更动也在新西兰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新西兰工党的外交事务发言人Phil Goff称，长期生活在澳洲的新西兰人和澳洲人一样缴税，因此他们不应当被视为二等公民，加以区别对待。
在一名患大脑性麻痹症的新西兰女子被拒获得残障服务后，昆州律政厅长Jarrod Bleijie宣布了这一修订案。
昆州民事和行政法庭（QCAT）称，这个修正案是基于国籍而施以直接歧视（direct discrimination）的典型案例。新西兰人维权分子David Faulkner称，“这个修正案将会激怒新西兰社区，致其对州府发起大规模的集体诉讼。”
悉尼女孩在肯德基KFC食物中毒获赔800万澳元
悉尼一名女孩在2005年因在悉尼Villawood的肯德基（KFC）吃了鸡肉卷后，感染肠道沙门氏菌而严重中毒，导致脑部受损，此后需依赖轮椅行动，更失去说话能力。当年只有七岁的Monika Samaan其后控告KFC，经过漫长私诉讼后，KFC被判赔偿Samaan家庭8百万元，资助她每天必须的照顾费用。
快餐业巨头KFC决定上诉，包括要求Samaan的家人支付法律费用，总数可能高达数以十万计。
不过，KFC的上诉受到挫折，今天新州高等法院的法官Clifton Hoeben要求KFC的律师重新撰写上诉的理由，因为之前提交的理由只是KFC在最初的法庭聆讯中已被否决的辩解。
一般来说，上诉是否成功必须视乎有没有新的证据，法官的法律观点是否有误，又或聆讯是否依据正确的程序。
中国有1.2亿先富之人，是喜？是忧？
据2012年11月17日凤凰网报道，波士顿咨询公司昨日上午在北京发布《中国新一代消费推动力》报告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拥有大量富裕人口的新兴市场。即使只考虑申报收入，中国仍拥有5000万富裕消费者，比印度700万、巴西2600万、俄罗斯1000万的富裕消费者之和还要多。现在中国的富裕阶层人口已经达到1.2亿，其年均购买力为5900亿美元。到2020年，这一消费群体将达到2.8亿人，占中国城市人口的35%，中国总人口的20%。（凤凰网）
按理说，中国有1.2亿富裕人口，应当值得可喜可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如此多的富人，人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很多富人的财产并非是诚实劳动所得的，而是靠不正的来路去非法占有的。其原因不外乎有两种情况：
一是靠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非法得来。在此，笔者不举别的例子，就说国企改制吧。可以说，放眼全国，有多少国企是没被贱卖的？换句话说，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些人就是借国企改制之名，通过权钱交易，以极低的价格，从腐败的不法的官员手中买得国企，然后就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比如网上曝出的山西7000万嫁女的煤老板就属这类人。他成为1.2亿富裕人口之一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白菜价”从官员手上购得价值上百亿元的煤矿。试想，这些靠非法所得而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虽富了，还能带后富之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吗？不难理解，在他们明知自己无法洗白来路不正的财产的情况下，又怎敢去带后富之人去致富呢？所以，他们的后续动作就是媒体报道的《中国近10年超1200亿美元资金从国企转海外》。
二是靠不公的分配所得。大家知道，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比如网上曝出的《浙江桐乡公证处领导吃蟹公款报账十多万》一文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桐乡市公证处的主任，年薪有八十多万，而普通员工只有三四万。同样，国企薪金也反映了这一问题。大家知道，当前的国企老总都是按年薪制拿酬的，少的是几十万，多的是上百万、上千万。如果说，国企效益好，真是物有所值，那也没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国企一边亏损，一边照样年薪制，甚至用财政补贴来发年薪。试问，靠不公分配富起来的人，这叫人民群众如何去信服？而这种富裕之人，又怎会去带后富之人致富呢？
事实也证明，中国先富之人并非带后富者去致富，而是将其财富用来高消费，就是新闻中说的：“到2020年，这一消费群体预计达到2.8亿人，购买力达3.1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是中国财政收入10万亿元人民币的1.7倍，与2020年日本消费总额相当，比德国消费总额多28%，是韩国消费总额的3倍。”
想想便知，中国有如此富人，有何喜？怎不忧？
按理说，中国有1.2亿富裕人口，应当值得可喜可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如此多的富人，人们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在中国人眼里，很多富人的财产并非是诚实劳动所得的，而是靠不正的来路去非法占有的。其原因不外乎有两种情况：一是靠权钱交易，权色交易非法得来。在此，笔者不举别的例子，就说国企改制吧。可以说，放眼全国，有多少国企是没被贱卖的？换句话说，在私有化的过程中，一些人就是借国企改制之名，通过权钱交易，以极低的价格，从腐败的不法的官员手中买得国企，然后就成了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比如网上曝出的山西7000万嫁女的煤老板就属这类人。他成为1.2亿富裕人口之一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他用“白菜价”从官员手上购得价值上百亿元的煤矿。试想，这些靠非法所得而先富起来的人，他们虽富了，还能带后富之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吗？不难理解，在他们明知自己无法洗白来路不正的财产的情况下，又怎敢去带后富之人去致富呢？所以，他们的后续动作就是媒体报道的《中国近10年超1200亿美元资金从国企转海外》。
二是靠不公的分配所得。大家知道，分配不公，两极分化，是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矛盾之一。比如网上曝出的《浙江桐乡公证处领导吃蟹公款报账十多万》一文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桐乡市公证处的主任，年薪有八十多万，而普通员工只有三四万。同样，国企薪金也反映了这一问题。大家知道，当前的国企老总都是按年薪制拿酬的，少的是几十万，多的是上百万、上千万。如果说，国企效益好，真是物有所值，那也没什么。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国企一边亏损，一边照样年薪制，甚至用财政补贴来发年薪。试问，靠不公分配富起来的人，这叫人民群众如何去信服？而这种富裕之人，又怎会去带后富之人致富呢？
事实也证明，中国先富之人并非带后富者去致富，而是将其财富用来高消费，就是新闻中说的：“到2020年，这一消费群体预计达到2.8亿人，购买力达3.1万亿美元，占全球消费总额的5%。是中国财政收入10万亿元人民币的1.7倍，与2020年日本消费总额相当，比德国消费总额多28%，是韩国消费总额的3倍。”
想想便知，中国有如此富人，有何喜？怎不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