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性工作者在《时代报》网站上撰文称：“好心的女权主义者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想要‘拯救我们’，并再次延续过时的女权主义思想和理论框架，将性工作者作为受害者和/或家庭破坏者和在性方面离经叛道的人，然而，这一点都不具备代表性。”“一些女权主义者，还有其他人，一直在向性工作者灌输我们应对这份工作持何种看法，或者代替我们告诉别人，我们对我们的工作是什么感觉。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如何体会我们的工作，把我们视为对澳洲‘好女人’的威胁。他们若不是在忙着将我们受害者化并试图拯救我们，就是在忙着妖魔化我们。”
“他们自称是专家，可他们大错特错了。”
这名性工作者之所以作出这些自述，是为了回应一名叫做Louise O’Neale的女性在《悉尼晨锋报》上所撰写的一篇文章。Louise O’Neale宣称她的丈夫与一名妓女发生不伦关系，令她的生活化为一片废墟，接着便对性服务业和当中的从业者进行了谴责。这篇文章登出后，有许多性工作者（她们通常都在持牌妓院工作）联络该报，对文中观点进行反驳。
这名性工作者援引了两名学者伯金斯（Roberta Perkins）和拉夫乔伊（Frances Lovejoy）在2007年的研究报告《应召女郎：澳洲私密性工作者》（Call Girls: Private Sex Workers in Australia）中的结论，称性工作者享受自己的工作，并且对于自己的职业抱有一种健康的态度。
她表示，虽然她的工作是一项商业交易，但也不是除性之外别无他物。她工作一部分是与客户交谈，而且这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客户可能会讨论她们的家庭关系或者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客户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时间或者欲望投资在一段个人关系上和/或他们想要一些与性无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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