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步入一个艰难的转型期，既要降低经济增速，又要改变增长模式。此外，这可能既是一种经济转型，又是一种政治转型，这两种转型还将以复杂的方式互相作用。中国过去所取得的经济成就，不一定确保未来会同样成功。即将卸任的中国总理温家宝表示：“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这些政治问题当然非常重要，但经济转型本身已经足够艰难了。中国正在结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粗放型增长”——指依靠增加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现在必须转向“集约型增长”模式，依靠技能和科技的提高实现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从过去30年平均每年近10%的水平大幅下滑。中国粗放型增长的本质加大了这一转型的难度，尤其是超高的投资率以及严重依赖于投资作为需求来源。35年前的中国是一个劳动力过剩国家。现在则不是这样，部分原因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特别迅速：自从改革开始以来，中国经济实际增长了20多倍，现在城镇人口已超过一半。另外，中国的低出生率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15岁至64岁)将在2015年达到9.96亿的峰值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蔡昉的一篇论文称，“自2004年以来，沿海地区的民工荒逐渐演变为普遍的招工难和涨薪潮”。蔡昉的论文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其结果是实际薪资上涨和利润缩水。
中国现在正处于刘易斯拐点。一个结果是，在投资率一定的情况下，资本与劳动力的比率将更快上升，回报率也会更快下滑。实际上，在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前，就有一些有力的证据证明资本密集度在不断增强。这一点必须改变。中国经济增长必须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这将保持利润)来推动，而非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这将造成利润下滑)，尤其是在目前实际薪资水平正迅速提升的情况下。鉴于收入分配不公，利润出现一些下滑是合理的。但如果幅度过大，它将破坏潜在增长。
实行艰难的改革，从而在未来20年维持经济增长，这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长期挑战。中国政府为今年经济增长设定的目标是7.5%，今后五年的增长预期目标是7%。一定程度的增长放缓似乎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增长放缓，高得惊人的投资率也会下降。然而，要想将投资率从GDP的50%下降到35%，期间又不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就需要大幅增加消费来弥补。中国很难实现这样的消费激增，因此中国应对当前危机的手段仍然是加大投资。此外，中国一直高度依赖房地产建设投资：过去13年中，房地产建设投资年均增长26%。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或许真的能成功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仍然有巨大的赶超潜力。但是调整到新的增长模式将面临巨大的挑战。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都失败了。鉴于中国过去所取得的成功，人们很难看低中国。对中国抱有信心最好的理由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并不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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