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编如下：
我在悉尼长大时并没有见过太多亚洲面孔的领导人。我唯一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亚洲面孔，还是在宣传中式点心和Bing Lee的令人尴尬的商业广告上。这让我不仅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属于澳洲。当然，自我从悉尼毕业之后，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
那么，为什么Paul Sheehan决定拿我来写评论，而不是拿一个白人候选人来写呢？因为他忽略了我竞选这一职位的资历。唯一的原因就是我的族裔身份。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被视为平等的存在，只以能力论英雄呢？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竞逐国会议员。
倘若我有机会与Sheehan先生交谈，我会对她说：我为自己是个澳洲人而感到自豪，我为自己在悉尼出生和接受教育，并因此获得了众多绝佳机遇而感到自豪。
让我们来澄清一些事实。Sheehan说我是从北京“空降”的。但我本身就是在悉尼南区的Bexley出生和长大的。我出生在Paddington的妇女医院，念的是Kingsgrove公立学校。
Sheehan先生为他的读者仔细地翻译了中英文媒体上关于我的报导。他的言下之意太明显了。而这正是我从小在澳洲长大的过程中经常会收到的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的，当我还小的时候，我一点也不想当个中国人。我想象其他人一样当个澳洲人。我一点也不想说中文或看起来像个中国人。我不想与众不同。我想融入这里，属于这里。我的朋友大多是澳洲白人。在1970年代，澳洲几乎没有多少亚洲人，社会上的种族歧视非常严重。我和我的家人经常被叫做“中国佬(Ching Chong Chinaman)”，还被要求“回家去(go home)”。这对我是一种双重伤害，而且叫我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就出生在澳洲，没有其他的家了。
我很晚才发现并接纳自己的中国背景。年龄渐长，我开始对父母的先人感到好奇，想知道我的家庭来自何处。我们家在一些小事上与众不同，比如进屋前要脱鞋，喝开水而不是冷水。而在大的方面，我的父母极其看重教育，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好让我和妹妹能够接受最好的教育。
这启发了我。像许多澳洲年轻人一样，我渴望到海外旅行，体验世界。我曾在海牙工作，在纽约大学进修。当我渴望到中国去工作和生活，我希望我三个年幼的孩子能够了解一些自己的文化背景。当我的雇主，澳洲保险集团请我制定他们的中国战略时，这个机会来了。2005年，我们搬到了中国。对我的妻子，一个在Killara长大的澳洲白人来说，这是一次文化冲击。
过去八年里，我在中国学会了说、读、写流利的中文。我学会了如何在中国做生意，以及中国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我学到了尊重、面子以及谦逊的重要性。
就像Sheehan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我是一个企业家，但他却把这个词用得像是种羞辱一样。我到中国去是为了帮助澳洲企业进入利润丰厚的中国市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帮助澳洲企业也变成了一件坏事？
这也是我想带给国会的经验和工作背景之一：帮助澳洲经济在巨大和不断增长的亚洲市场中蓬勃发展。
在我们出发前往中国前，一天晚上，在吃过晚饭之后，我母亲让我坐下来。“你到中国以后就会发现自己身上的中国特质的。”她说，“但别忘了你是澳洲人。”我没有忘。事实上，我以一种更加深入的方式发现了自己身上的澳洲特质。澳洲是我和家人的未来之所在，是我真正的社区，也是我想要做出公共贡献的地方。另外，我的澳洲身份和我的华裔身份从未发生过冲突，它们相辅相成，构成了今天的我。
我支持澳洲多元文化。澳洲华人和其他澳洲少数族裔人士为这个国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的信念是，我们需要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澳洲身份：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有着什么样的肤色，你的澳洲身份只取决于你为澳洲做出的贡献。
1999年时，曾有许多人邀请我进入主流政坛。但在与我的父母交谈过后，我决定先获取更多的经验，把个人生活和事业摆在首位。这样我才可以做出更好的贡献。未来，我将会更强大，更智慧，对自己的价值观和信仰也将更有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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