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保组织看来，这自然是一大胜利，但对企业来说，为每吨碳排放支付23澳元（约合人民币150元），可不是什么好事。澳大利亚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1.6亿吨，但在反对派看来，这就相当于征收“毒税”，代价是就业岗位的流失和生活成本的上升。
可以想见，作为“坐在矿车上的国家”，澳大利亚要对以能源为主的500家企业强制征收高额赋税，其阻力之大不言而喻。有澳政治评论家认为，碳税是悬在工党头上的利剑：先是成为“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陆克文政府，后又一度令新任党魁吉拉德的支持率陷入低谷。最新民调显示，约六成受访者反对碳税，而执政党工党支持率仅为27%，接近历史最低点。
企业民众疑虑重重
经济学家贺维戈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澳大利亚民众最大的担忧是碳税成本转嫁给下游消费者。澳反对党领袖艾伯特称，碳税征收首年小型商户的经营成本将会增长10%，并导致供应链内一系列的价格上涨。据估计，征收碳税后澳大利亚居民每周的日常支出将增加10澳元。其中包括，每单位电费上涨9.1%；由于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涨价而造成的新房价格增长约0.8%到1.7%；甚至牛奶的生产也会由于涉及大量能耗而受到影响。
在国家经济层面，专家分析，受碳税影响，拉动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矿产行业将在未来出现发展放缓的迹象。澳企业界更是怨声载道，纷纷表示碳税将严重影响其价格竞争力。澳电力巨头麦考瑞电力发布报告称，碳税将使其资产缩水10亿澳元。该公司高层警告说，为了在碳税征收后保持盈利，电价将比联邦政府预测的上涨得更多。澳大利亚咨询机构国际经济中心称，碳价格变动将导致房屋建造业下滑12.6%。澳大利亚公共事务研究所则估计，矿业企业可能在未来削减岗位数量，从而使得澳联邦政府承受就业压力。
碳税亦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投资国对其贸易风险的担忧。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中国与澳大利亚在铝、煤炭和矿石领域的合作更是日渐广泛深入，2012年前4个月的数据显示，中国进口铁矿石有44%来自澳大利亚。然而，澳气候变化部长甘比德认为，碳税并不会对中澳投资贸易产生冲击，澳每年向中国出口大量的矿石、液化天然气，而这两个领域尽管都在碳交易机制的范围内，但是不会受到太大影响。他还提倡向碳排放大户和高碳行业征收“区域性碳税”，设定碳价并引入市场机制，将温室气体排放量降至最小。
政府将补贴家庭和企业
甘比德表示，目前澳大利亚经济发展良好，其较低的失业率和强势的货币依然对外来投资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对于消费价格将会出现大约0.7%的增幅，他强调政府会对家庭及企业实行相应的补偿计划。在家庭层面，政府会以增加补贴和减税等方式，将一半以上的碳税收入为90%的受影响的家庭提供补偿；对于出口型企业，在碳税实施的第一年，排放密集型企业将享受其碳税支出约95%的补贴，即便是非排放密集型企业也能享受到66%的补偿。
此外，政府还设立了12亿澳元的“清洁技术方案”、13亿澳元的“煤矿工业就业计划”、32亿澳元的“可再生能源促进项目”。贺维戈认为，一揽子补偿计划的推出，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由于碳税而给澳国内带来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是引导企业将注意力转向低能耗的方向。
政府的导向意味着碳税在打击市场的背后，还孕育着一个巨大的绿色商机，而其中光伏产业是最被看好的一个市场。据市场咨询商估算，到2016年，澳大利亚光伏产品的市场规模将达到64亿澳元。贺维戈认为，如此广阔的一个再生能源市场将迎来更多投资。
与澳大利亚一样，中国同样致力于减少碳排放，这种“绿色经济”的共有思路将构成中澳间扩大光伏领域合作的重要纽带。澳大利亚拥有先进的技术研发和行业标准，中国在技术商业化、项目战略投资等方面经验丰富，两方有着巨大的互补性。
贺维戈告诉记者，近年来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走在世界前列，目前已经是世界头号风力涡轮生产商，在全球十大光伏设备制造商中占有七家，也许澳大利亚征收碳税正是促使一项新兴市场合作的催化剂，将推动中澳光伏产业结成战略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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