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22日星期日
人人害我,我害人人: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出了严重问题
中国层出不穷的食品药品安全丑闻中最新一件是药品的毒胶囊事件。一些人指出,中国的体制和社会出了严重问题。
在公众的恐慌和愤怒声中,中国已经拘捕53名犯罪嫌疑人,他们涉嫌生产和销售用皮革废料制成的有毒药用空心胶囊。由于皮革在加工过程中用到重金属铬,这些劣质胶囊中铬的含量超标,有可能致癌。这种工业明胶的成本低于可以吃下去的明胶。一些企业用这种工业明胶生产的胶囊流向下游制药企业,再流向市场。
毒胶囊,是民间和部分媒体的说法,而中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说法比较含蓄,把这称作“铬超标药用胶囊事件”,“是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药用胶囊及使用铬超标胶囊生产劣药”。备受抨击的食品药品监管局4月20日开会全面部署药用胶囊质量安全专项监督检查行动。
*监管不力犯众怒 流毒蔓延到食品*
中国40%的空心胶囊是浙江绍兴新昌县生产的,上海《第一财经日报》说,那里存在长期疏松的“空心监管”。
《21世纪经济报道》报社办的 21世纪网发表江佩霞的文章说:“工业明胶的产业去向,已经从‘毒胶囊’蔓延至食品、化妆品和雪糕冰淇淋乳制品企业,消费者恐慌情绪急剧升温。”
在这之前,VOA了解到,至少在天津的市场上,餐厅里,有些虾和螃蟹被注入了胶,以便增加分量。
《环球时报》的社评说:“在现代信息环境下,每一次食药安全事故都可能成为重大舆论事件……对有害食药的担心很容易发展成社会恐慌,进而演变成对政府监管不力的愤怒。”
有博客作者把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作者质问当局,怎么还不政治改革?难道要等到人民都被毒死吗?
*受害者、害人者和大环境*
群众也把矛头指向制药企业,但是制药企业说,他们也是受害者。对此,广东的政论作家朱健国评论说:“9家企业都说:‘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不是制毒者。’现在新闻报道的语气是在批判这种观念。但是实际上,9家企业的说法有道理。”
学者朱健国引用法国作家雨果的话说,没有罪恶的人,只有罪恶的社会。朱健国告诉VOA,从三聚氰胺到毒胶囊,尽管犯错甚至可能犯罪的是这些企业,但问题的根源不在它们。企业都想当百年企业,都重视自己的信誉,它们为何铤而走险?是因为今天的中国没给它们放心去做百年的安全感。
朱健国接着说:“所有的企业都想抓住现有的时机去捞一把赌一把,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国营的,因为它的掌舵人过两年就要退休或者调离,它就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去捞。民营的,不知道明天的中国会怎么样,有些人拿了绿卡,随时准备逃。在这种心态下,中国永远会无止境地出现这种三聚氰胺和毒胶囊。”
*企业逐利 钱可通官*
也有不少人把问题归咎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事评论员“五岳散人”认为,追求利益和监管失灵两方面的原因都有,“监管失范而利益输送异常,反常的利益输送又收购了监管的权力,到最后他们就都赢得了市场与钱包,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
*互相投毒*
博客作者灵鸣写道:“人人都在抱怨,人人都自诩为受害者……生产激素牛奶的逃不开瘦肉精,做瘦肉精的吃地沟油,做地沟油的吃皮鞋酸奶,做酸奶的吃有毒胶囊,做有毒胶囊的吃避孕药黄瓜,生产黄瓜的吃油鱼,做油鱼的吃纸板、血脖肉包子,做包子的喝工业酒精勾兑的名酒,做酒的最终还是吃了三聚氰胺奶粉”。
有些分析人士把这称作中国社会的“互相投毒”和“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现象,以及“屡闯大祸、无人负责”现象。
针对那种用旧皮鞋制造食品药品的情况,网民们编了个段子说:“最近皮鞋突然很忙,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爬得了高山,走得了水塘,还制成了酸奶,压成了胶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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