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联盟党上台执政，并兑现其关于带薪育儿假的承诺，则澳洲将成为拥有最慷慨育儿假的国家之一。
联盟党宣称，在他们上台后，女性将享有6个月拿全额薪资的带薪育儿假，上限为7.5万元/年；年入超过15万的主要照顾者也有资格享受带薪育儿假，但她们最多也只能领取7.5万元的带薪假。
如果这一承诺真的兑现了的话，则澳洲带薪育儿假的慷慨程度将与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比肩。
但这项承诺受到了不少质疑。议会预算办公室指出，联盟党的带薪育儿假计划在2014-15年将花费36亿元，在2015-16年将增至50.6亿元，并在2016-17年再增至53亿元。这份预测基于联盟党目前已公布的政策细节，即应纳税收入超过500万元以上的公司将多交。
2013年5月12日星期日
墨尔本轮胎大王称遭儿抢走亿万家产 自己被当“垃圾”
墨尔本轮胎大王Bob Jane的商业帝国曾被估计总值超过1亿澳元。但他称，在遭儿子Rodney“抢劫（rob）”后，他已经一无所有了。Jane的妻子则称，Rodney似乎“疯狂地忌妒”着他们俩。她同时否认自己与Rodney有任何的关系。
周四，现年83岁的Jane在法庭上猛烈地抨击他的儿子，指其趁他中风之际，将他的财产劫掠一空。“我被抢劫了。我的儿子、我的合伙人利用我的疾病抢劫了我。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29个公司、3家信托机构、所有的房产全都没了。除了我的房子，我现在已经失去了所有曾属于我的东西。”
这位曾经的传奇赛车手称，在他的长子Rodney哄骗他，让他离开了自己于1960年代一手创立并打拼的Bob Jane T-Mart业务后，他就只剩下了Digger's Rest的住宅。Jane目前正与Rodney对簿最高法庭，要求后者偿还近300万元的贷款。
据悉，Jane曾借了240万元给Bob Jane Corporation，用于在墨尔本港的Williamstown Rd购买总部办公室；此外，他也借了52万元给Rodney，让他在Dandenong为T-Mart购买了一处产业。Rodney称，240万元的贷款早就还清，而52万元则是父亲送给他的礼物。
但Jane在法庭上愤怒地驳斥了这笔钱是当作礼物送给他儿子的说法。“我根本没想过要把它当礼物送给他，对此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Jane称，自己从不吝惜给子女送奢侈的礼物，包括价值高达35万元的豪车，并将公司管理者的职位送给了Rodney。“我的儿子是我10个家人中的一个。我对Rodney一直都很慷慨，但我对于我的家庭还有其他的责任。回看过去，Rod的很多行为都只为了他自己考虑。”
Jane于2011年辞去了Bob Jane Corporation的总监之职。他称，自2006年中风后，他对于公司事务的参与度就日渐减少，虽然他会时不时地要求公司的工作人员送来纳税申报表和财务报表，但他根本就没有看。“我被他们当成了垃圾。”
Jane称，由于健康日渐恶化和“判断失误”，他作出了辞职的决定。他表示，自己一直鼓励Rodney学习商业管理，以后就能接管家族企业了。Rodney在1990年代还是学生之时，就会在周末与父亲一起去公司上班；2002年，他成为了家族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我对于自己深爱和信赖的儿子寄以厚望。”
在开庭陈词中，Jane的律师Geoffrey McCormick称，他的当事人向Bob Jane Corporation和他儿子支付了300万元这一事并无疑义，问题的关键在于，52万元是份礼物，还是一笔贷款？240万元的贷款是否已经偿还？
Rodney的律师Ian Waller则称，Jane的很多证词前后矛盾，而且与公司文件以及银行对账单存在出入。
周五，与Jane复婚的Laree Jane据悉也出庭作证。Laree在法庭上称，“不知道为什么，他（Rodney）看起来疯狂地妒忌着我们。”她指出，Jane在2006年时因为中风，身体和精神都受了巨大的冲击。“他的情况糟得惊人。他无法说话，连动也不能动。他很容易就会陷入困惑之中……他变得很有攻击性，脾气非常地不好。有时会毫无原因地流泪。”
鉴证员Peter Wilkinson称，在对Bob Jane Corporation的记录进行分析后，他发现2005年该公司的财务存在150万元的偏差，接下来2年的记录偏差也超过了100万元。但他暂时不知道其背后的原因。
目前这起案件仍在审理当中。
投资者推动澳洲房产市场复苏 地产成为华人投资首选
澳洲房价已经跌了近两年，但近期市场开始止跌回稳。研究显示，这次将澳洲房市从低谷中拉出的“英雄”是投资者而不是自住业主。房地产同时也是澳洲华人最青睐的投资领域。
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两年澳洲房地产的走势。澳洲房市在2010年6月左右达到峰顶后，一路下滑。欧洲混乱的经济形势使得消费者不愿花钱，零售业一片萧条。从2011年11月开始，储备银行做出反应，开始了一系列的降息举动，并在去年5月和6月的两个月内连续降息75个基点。10个月后，新一波的买卖活动终于将澳洲房市从低迷中拖出。拍卖成交顺畅，房价上升，在悉尼甚至达到了一个新高点。
复苏由投资者带动
据墨尔本《时代报》报道，这一次复苏不是首次购房者在起作用，而是投资者。他们蜂拥进入市场。历史新低的利率水平、较低的房价、投资负扣税效应、以及对养老金投资政策的放宽，都在鼓励着那些口袋饱满的澳洲人把钱投入房地产。
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揭示，2012年对投资者的贷款飙升了16%，而传统上房贷市场的中坚力量——自住业主——在这段时间贷款增长的速度则远远放慢，仅为6.6％。对首次购房者的贷款金额显著下跌了16个百分点。
根据房贷统计机构RP Data的数据显示，从去年6月开始，澳洲房价开始停止下跌。从全澳来看，去年6月至今年5月的12个月内，房价增长了2.7%，尽管这一幅度与通货膨胀率大致抵消，但也足以让业主松一口气，持续两年的房产低迷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美林银行经济学家的Saul Eslake说，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提供了最确凿、最明显的证据，房地产市场的好转主要是由投资者而非自住业主带动的。”
据悉，澳洲是世界上居民拥有住房比率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70%左右的澳洲居民都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但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澳洲人不再只满足于实现“澳洲家园梦”了，澳洲正慢慢演变成一个投资者而不是自住业主的国家。
根据澳洲税务局的最新数据，当前每7个纳税人中就有1个拥有投资房；每10个投资人中就有1个是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负扣税的大意是，投资房赚取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利息等费用的损失部份，可以抵消纳税收入，从税务局获得退税。）在上个财政年度的税务申报中，平均每一位房地产投资者申报了10,950元的损失，比前一年增加1800元。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起落已收窄了投资者的选择范围，“股市波动性太强，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把钱存银行利息又太微薄，投资者没有太多选择，进入熟门熟路的房地产行业还是比较安全的。”MacroBusiness的经济学家Leith van Onselen如是说。
澳洲的人口增长也是投资者青睐房地产的一个原因。在2011-12年，墨尔本人口增长了77242人，大约每星期1500人。
房地产是华人投资首选
墨尔本华人对房地产情有独钟，当手头有多余的钱时，房地产是他们的投资首选。澳籍华人龚先生在澳洲生活了20多年，他说曾经车行50万公里，换了17、18种工作，最后选定房地产业，因为“这是真正能看到真金白银的行业。”后来龚先生不但自己开公司作地产代理，而且手头上也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物业组合。
陈先生是墨尔本为数不少的靠房地产达到财富自由的华人之一。当年陈先生与太太一起经营一家奶吧，在会计师的建议下，开始尝试购买投资房。2000年买了第一套投资房，目前陈先生已拥有十多套房产。用他的话讲，“收获不错，靠房租收入可以生活，不用去打工了。”陈先生说，“在过去十多年里见证了墨尔本房价7-10年就勫一番的规律，真的是这样。”陈先生谦虚地说，“就收入水平来看，当年应该算低收入吧，不过经营生意可以从银行贷款，借力使力，才有了今天的规模。”陈先生认为，投资房地产比较稳妥，可以逐渐积累实力，也比较省心。而其它投资形式，像股票、基金等风险较大，要花很多精力才能搞懂这些东西，所以投资只会选择房地产，不会考虑别的。
另一位陈先生拥有两套投资房，他说，在华人投资圈里，自己应该只算一条小鱼。“墨尔本的华人有5、6套房子的太普遍了，8套、10套也不稀奇。” 陈先生表示，投资房地产不是富人的专利，在墨尔本华人社区，很多普通百姓、工薪阶层，或者做点小生意的都有好几套房子。“华人比较节俭，省吃俭用的，一有点余钱就去买房。因为买房比较保值，好过存银行，而且这几年房价涨得很快。”陈先生是2008年开始投资的，现在的两套投资房都已经能自己养自己了。但陈先生说，供房也不轻松，各种费用、土地税等等，有时账单一起来的时候，一下就要几千元。一般的小投资者不会靠房地产暴富，只是华人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积累财富的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悉尼的投资回报更高
相较墨尔本，悉尼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在近期的房屋买卖交易中，投资者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悉尼的投资回报率比墨尔本更高，别墅和公寓的回报率分别为4.3%和5%，而墨尔本只有3.6%和4.4%。
房地产购买网站Propertybuyer.com.au 的董事总经理哈维(Rich Harvey)说，精明的投资者懂得在现有的物业基础上提供额外的价值来增加回报。“比如在悉尼Blacktown和Liverpool这样的区，35万元的投资房，他们会在后院加盖一个祖母房（granny flat）来达到8-9%的回报率。
澳洲房产监测APM首席经济学家威尔森博士（Andrew Wilson）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变成一个由理财需求而不是住房需求推动的市场。”
悉尼强劲的租金增长吸引了投资者，特别是远郊一带，如Liverpool, Blacktown, Penrith和 Hornsby，租金每年增长8%。数据显示，即使在近郊，如Chippendale和 Paddington，也开始出现同样强劲的增长。
墨尔本房市未来走势不明
墨尔本房地产市场的未来走势依然是个谜。墨尔本的房价在2003，2007和2009-10年出现过三次狂飙，被称为辉煌的“黄金十年”，然而在2010-12年的低潮期跌了10.5%，虽然最近已收复部份失地，但房价依然比高峰期低6.6%。同时租金也没有上涨，使得墨尔本的投资者只能在低回报中挣扎。
买方代理维克林(Monique Sasson Wakelin)女士说，追求资本增值的投资者至少要花40万，在成熟的地区像Northcote, Fitzroy, South Yarra, Williamstown和 Kew买一套老式公寓。“这些区有50年非常强劲的增长历史。”
首次购房者面临困境
澳洲的房地产复苏正在以牺牲首次购房者的利益为代价。
虽然利率水平已经达到历史低点，房价也比高位时便宜很多，但首次购房者的数量还是稳步下跌，达到两年来的低点。
下跌幅度最大的是新州和昆州，在2012年中期，这两个州都取消了对旧屋的首次购房补贴，市场做出了迅速而且剧烈的回应。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今年2月份，只有800名首次购房者申请了房屋贷款，比前一年下降了50%。
AMP Capital的奥立弗（Shane Oliver）说，市场的主力由首次购房者转变为投资者，“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主要取决于这两个群体在市场上的角逐。“一个群体可能会将另一个群体挤出市场——如果投资者很活跃的时候，他们会推高房价，首次购房者就无力负担了。”
2003年就是这种情况，投资者对旧房的需求使房价大涨，创造了一个投机性的、无法负担的市场。尽管近期出现一些房价上涨的媒体炒作，拍卖成交率也获得一些改善，但准业主被警告不要期待一个新的热潮会降临。
澳洲储备银行财政稳定的负责人埃里斯（Luci Ellis ）说，未来房价增长的趋势将比过去30年放缓，我们也不希望再出现一次过去10年的那种繁荣。”
当矿业降温之后，储银试图将房屋建造业作为替代行业，预计储银对待房地产的政策会像走钢丝一样慎重。
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两年澳洲房地产的走势。澳洲房市在2010年6月左右达到峰顶后，一路下滑。欧洲混乱的经济形势使得消费者不愿花钱，零售业一片萧条。从2011年11月开始，储备银行做出反应，开始了一系列的降息举动，并在去年5月和6月的两个月内连续降息75个基点。10个月后，新一波的买卖活动终于将澳洲房市从低迷中拖出。拍卖成交顺畅，房价上升，在悉尼甚至达到了一个新高点。
复苏由投资者带动
据墨尔本《时代报》报道，这一次复苏不是首次购房者在起作用，而是投资者。他们蜂拥进入市场。历史新低的利率水平、较低的房价、投资负扣税效应、以及对养老金投资政策的放宽，都在鼓励着那些口袋饱满的澳洲人把钱投入房地产。
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揭示，2012年对投资者的贷款飙升了16%，而传统上房贷市场的中坚力量——自住业主——在这段时间贷款增长的速度则远远放慢，仅为6.6％。对首次购房者的贷款金额显著下跌了16个百分点。
根据房贷统计机构RP Data的数据显示，从去年6月开始，澳洲房价开始停止下跌。从全澳来看，去年6月至今年5月的12个月内，房价增长了2.7%，尽管这一幅度与通货膨胀率大致抵消，但也足以让业主松一口气，持续两年的房产低迷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
美林银行经济学家的Saul Eslake说，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提供了最确凿、最明显的证据，房地产市场的好转主要是由投资者而非自住业主带动的。”
据悉，澳洲是世界上居民拥有住房比率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70%左右的澳洲居民都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但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变化。现在的澳洲人不再只满足于实现“澳洲家园梦”了，澳洲正慢慢演变成一个投资者而不是自住业主的国家。
根据澳洲税务局的最新数据，当前每7个纳税人中就有1个拥有投资房；每10个投资人中就有1个是负扣税（Negative Gearing）。（负扣税的大意是，投资房赚取的租金收入不足以支付利息等费用的损失部份，可以抵消纳税收入，从税务局获得退税。）在上个财政年度的税务申报中，平均每一位房地产投资者申报了10,950元的损失，比前一年增加1800元。
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起落已收窄了投资者的选择范围，“股市波动性太强，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把钱存银行利息又太微薄，投资者没有太多选择，进入熟门熟路的房地产行业还是比较安全的。”MacroBusiness的经济学家Leith van Onselen如是说。
澳洲的人口增长也是投资者青睐房地产的一个原因。在2011-12年，墨尔本人口增长了77242人，大约每星期1500人。
房地产是华人投资首选
墨尔本华人对房地产情有独钟，当手头有多余的钱时，房地产是他们的投资首选。澳籍华人龚先生在澳洲生活了20多年，他说曾经车行50万公里，换了17、18种工作，最后选定房地产业，因为“这是真正能看到真金白银的行业。”后来龚先生不但自己开公司作地产代理，而且手头上也积累了丰富的投资物业组合。
陈先生是墨尔本为数不少的靠房地产达到财富自由的华人之一。当年陈先生与太太一起经营一家奶吧，在会计师的建议下，开始尝试购买投资房。2000年买了第一套投资房，目前陈先生已拥有十多套房产。用他的话讲，“收获不错，靠房租收入可以生活，不用去打工了。”陈先生说，“在过去十多年里见证了墨尔本房价7-10年就勫一番的规律，真的是这样。”陈先生谦虚地说，“就收入水平来看，当年应该算低收入吧，不过经营生意可以从银行贷款，借力使力，才有了今天的规模。”陈先生认为，投资房地产比较稳妥，可以逐渐积累实力，也比较省心。而其它投资形式，像股票、基金等风险较大，要花很多精力才能搞懂这些东西，所以投资只会选择房地产，不会考虑别的。
另一位陈先生拥有两套投资房，他说，在华人投资圈里，自己应该只算一条小鱼。“墨尔本的华人有5、6套房子的太普遍了，8套、10套也不稀奇。” 陈先生表示，投资房地产不是富人的专利，在墨尔本华人社区，很多普通百姓、工薪阶层，或者做点小生意的都有好几套房子。“华人比较节俭，省吃俭用的，一有点余钱就去买房。因为买房比较保值，好过存银行，而且这几年房价涨得很快。”陈先生是2008年开始投资的，现在的两套投资房都已经能自己养自己了。但陈先生说，供房也不轻松，各种费用、土地税等等，有时账单一起来的时候，一下就要几千元。一般的小投资者不会靠房地产暴富，只是华人努力工作、勤俭节约积累财富的一种生活方式罢了。
悉尼的投资回报更高
相较墨尔本，悉尼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好的机会，在近期的房屋买卖交易中，投资者占了一半以上的比例。悉尼的投资回报率比墨尔本更高，别墅和公寓的回报率分别为4.3%和5%，而墨尔本只有3.6%和4.4%。
房地产购买网站Propertybuyer.com.au 的董事总经理哈维(Rich Harvey)说，精明的投资者懂得在现有的物业基础上提供额外的价值来增加回报。“比如在悉尼Blacktown和Liverpool这样的区，35万元的投资房，他们会在后院加盖一个祖母房（granny flat）来达到8-9%的回报率。
澳洲房产监测APM首席经济学家威尔森博士（Andrew Wilson）说，“我们的房地产市场正在变成一个由理财需求而不是住房需求推动的市场。”
悉尼强劲的租金增长吸引了投资者，特别是远郊一带，如Liverpool, Blacktown, Penrith和 Hornsby，租金每年增长8%。数据显示，即使在近郊，如Chippendale和 Paddington，也开始出现同样强劲的增长。
墨尔本房市未来走势不明
墨尔本房地产市场的未来走势依然是个谜。墨尔本的房价在2003，2007和2009-10年出现过三次狂飙，被称为辉煌的“黄金十年”，然而在2010-12年的低潮期跌了10.5%，虽然最近已收复部份失地，但房价依然比高峰期低6.6%。同时租金也没有上涨，使得墨尔本的投资者只能在低回报中挣扎。
买方代理维克林(Monique Sasson Wakelin)女士说，追求资本增值的投资者至少要花40万，在成熟的地区像Northcote, Fitzroy, South Yarra, Williamstown和 Kew买一套老式公寓。“这些区有50年非常强劲的增长历史。”
首次购房者面临困境
澳洲的房地产复苏正在以牺牲首次购房者的利益为代价。
虽然利率水平已经达到历史低点，房价也比高位时便宜很多，但首次购房者的数量还是稳步下跌，达到两年来的低点。
下跌幅度最大的是新州和昆州，在2012年中期，这两个州都取消了对旧屋的首次购房补贴，市场做出了迅速而且剧烈的回应。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数据，今年2月份，只有800名首次购房者申请了房屋贷款，比前一年下降了50%。
AMP Capital的奥立弗（Shane Oliver）说，市场的主力由首次购房者转变为投资者，“可能是件好事，也可能是坏事”，主要取决于这两个群体在市场上的角逐。“一个群体可能会将另一个群体挤出市场——如果投资者很活跃的时候，他们会推高房价，首次购房者就无力负担了。”
2003年就是这种情况，投资者对旧房的需求使房价大涨，创造了一个投机性的、无法负担的市场。尽管近期出现一些房价上涨的媒体炒作，拍卖成交率也获得一些改善，但准业主被警告不要期待一个新的热潮会降临。
澳洲储备银行财政稳定的负责人埃里斯（Luci Ellis ）说，未来房价增长的趋势将比过去30年放缓，我们也不希望再出现一次过去10年的那种繁荣。”
当矿业降温之后，储银试图将房屋建造业作为替代行业，预计储银对待房地产的政策会像走钢丝一样慎重。
墨尔本公立精英高中择优录取 超过3000学生参加选拔考试
为了能让孩子进入择优录取的公立高中学习，维州家长不敢掉以轻心。预料本年参与高中入学考试的学生人数将创新高。
目前，已有超过2700名尖子学生报名参与高中入学试，预料报名人数最终将超过3000人。部分学生更是放弃入读精英私校的机会，希望进入公立高中学习。
墨尔本4所择优录取的高中一共提供不到1000个学位。它们是Melbourne High、Mac.Robertson Girls' High、Nossal High 和Suzanne Cory High。
考生必须接受6个方面的能力测试，例如阅读理解、数学和创意写作。
墨尔本大学教授Stephen Lamb表示，高中入学考试竞争激烈。大多数学生均接受了考前辅导，以增加被录取的机会。
“尽管孩子在私立学校读初中，但家长对精英公立高中却尤其青睐。因为精英公立高中学费较低，但教育质量较高。这令家长们觉得更划算。”他说。
Suzanne Cory High校长Peter Starford表示，学校50%的新高中生来自私立教育系统。“公立高中对私校学生具有如此高的吸引力实属罕见。这显示了家长对择优录取学校有着巨大的信心。”
每年50万澳人求医时染疾 业界：奖惩不明所致
每年近50万名澳洲人因为去医院而染病。澳洲卫生和福利研究所（AIHW）的一份官方报告发现，2011-2012年，近34万名澳人在公立医院中遭受医疗事故的折磨，私立医院中的此类案件也多达15万起。
在截至去年6月30日的一年中，因药物不良反应、手术时的失误、出血、血栓和诸如支架和关节转换等设备出现故障而备受折磨的患者增加了4万例。
2011-2012年，公立和私立医院中的医疗事故：
*在住院过程中出现异常反应和并发症是最常见的医疗事故，总共有28万5842人出现这一问题；
*药物引发的不良反应则是第二常见的问题，15万1057人都经历过药物不良反应引发的痛苦折磨；
*11万821名病人因为在治疗期间植入体内的医疗设备出现并发症；
*3万5353人在治疗后出现感染；
*2万2003人在手术和医疗护理过程中出现意外。
消费者医疗论坛（Consumers Health Forum）的主席Carol Bennett称，医疗事故如此之多，很多一部分原因是新的医疗资助体系并未包含鼓励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的措施。“如果一个医院违规操作，它就不应当获得资助；如果它们的感染率或再住院率很高的话，它们就应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事用脚趾头想想都该是这样的吧。”而那些感染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医院则应收到奖励拨款。
在截至去年6月30日的一年中，因药物不良反应、手术时的失误、出血、血栓和诸如支架和关节转换等设备出现故障而备受折磨的患者增加了4万例。
2011-2012年，公立和私立医院中的医疗事故：
*在住院过程中出现异常反应和并发症是最常见的医疗事故，总共有28万5842人出现这一问题；
*药物引发的不良反应则是第二常见的问题，15万1057人都经历过药物不良反应引发的痛苦折磨；
*11万821名病人因为在治疗期间植入体内的医疗设备出现并发症；
*3万5353人在治疗后出现感染；
*2万2003人在手术和医疗护理过程中出现意外。
消费者医疗论坛（Consumers Health Forum）的主席Carol Bennett称，医疗事故如此之多，很多一部分原因是新的医疗资助体系并未包含鼓励医疗机构提高服务质量的措施。“如果一个医院违规操作，它就不应当获得资助；如果它们的感染率或再住院率很高的话，它们就应受到相应的惩罚……这种事用脚趾头想想都该是这样的吧。”而那些感染率低于平均水平的医院则应收到奖励拨款。
华妇殴毙丈夫 研究：9成痴呆患者会攻击人
2010年，悉尼发生了一起令人心痛的命案：90岁的华妇克莱拉·唐（Clara Tang）因晚期的血管性痴呆症发作，用包括花盆和桌灯在内的家庭用具打死了98岁的丈夫唐景荣（Ching Yung Tang）。这起案件凸显了人们鲜少论及，但却越来越严重的痴呆症相关暴力，也显示了澳洲司法系统还未做好如何处理这类案件的准备。
2010年3月份，唐景荣被发现死于沙梨山（Surry Hills）的公寓中，头部和颈部均有伤痕。据警方称，他死前曾遭到“非常暴力和疯狂的袭击”。克莱拉·唐后来向警方交代，自己用多种家庭用具作为武器袭击了丈夫，包括一盏桌灯，一个花盆、一把铅笔和一个电视遥控器。但她表示，她是为了保护自己才杀死丈夫。2011年8月8日，克莱拉在Elizabeth Bay的Lulworth House去世，此时距离她杀死丈夫仅17个月。
本周，新州死因仲裁官的报告指出，克莱拉是因为晚期的血管性痴呆症引发了暂时的精神疾病，进而酿造了这一悲剧，但是这一原因已经足以让她不必为这起命案负责。
但这起命案也让人们不得不注意鲜少被摆上台面讨论的一个问题：与痴呆症相关的暴力问题越来越多。虽然很多人会关注针对痴呆症患者的暴力事件，但很少有人探究痴呆症患者本身的暴力和攻击行为。
在为数不多的此类研究中，Utah的研究人员在对痴呆症患者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后发现，30%的患者在某一时期内会具有攻击性，而且非常易怒。另一份于1999年发表于《老年精神病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的一篇研究发现，96%的痴呆患者会在患病的某个时间点作出攻击性行为。
研究表明，痴呆症会影响大脑的额叶，即在控制我们行为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任用的大脑物质。如果这种物质受损，则一个人就会表现出冲动、暴力、性冲动或其他的症状。
虽然克莱拉从未出席过法庭，但她的案件以及类似的案件却显示了澳洲司法系统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澳洲的老龄人口正在不断地增加。
在命案后查看了克莱拉精神状况的心理医师Sharon Reutens称，“到2050年，澳洲将有一百万人患上痴呆症，而到时他们的暴力和攻击性行为将成为医疗和老年保护系统的一个重大挑战。……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把他们关在哪？’澳洲的监狱系统有内并没有长期的养老院。美国已经为囚犯开设了养老院，我想我们或许也得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了。”
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对于这些受痴呆症影响的案犯，该如何量刑？
去年10月份，55岁的痴呆症患者Michael William Goodridge因于2009年谋杀了照护者Carmel George而被判18年。据悉，在犯案时，Goodridge的痴呆症还未完全控制他，因此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到了接受审判时，他对于自己的罪行一无所知，对于自己将面临的牢狱之灾也毫无感觉。医生指出，Goodridge很可能只有6年的活命时间了。
和克莱拉一样，Goodridge现在也被关在Long Bay监狱的医院里。
2010年3月份，唐景荣被发现死于沙梨山（Surry Hills）的公寓中，头部和颈部均有伤痕。据警方称，他死前曾遭到“非常暴力和疯狂的袭击”。克莱拉·唐后来向警方交代，自己用多种家庭用具作为武器袭击了丈夫，包括一盏桌灯，一个花盆、一把铅笔和一个电视遥控器。但她表示，她是为了保护自己才杀死丈夫。2011年8月8日，克莱拉在Elizabeth Bay的Lulworth House去世，此时距离她杀死丈夫仅17个月。本周，新州死因仲裁官的报告指出，克莱拉是因为晚期的血管性痴呆症引发了暂时的精神疾病，进而酿造了这一悲剧，但是这一原因已经足以让她不必为这起命案负责。
但这起命案也让人们不得不注意鲜少被摆上台面讨论的一个问题：与痴呆症相关的暴力问题越来越多。虽然很多人会关注针对痴呆症患者的暴力事件，但很少有人探究痴呆症患者本身的暴力和攻击行为。
在为数不多的此类研究中，Utah的研究人员在对痴呆症患者进行了一个月的调查后发现，30%的患者在某一时期内会具有攻击性，而且非常易怒。另一份于1999年发表于《老年精神病学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riatric Psychiatry）的一篇研究发现，96%的痴呆患者会在患病的某个时间点作出攻击性行为。
研究表明，痴呆症会影响大脑的额叶，即在控制我们行为的过程中发挥核心任用的大脑物质。如果这种物质受损，则一个人就会表现出冲动、暴力、性冲动或其他的症状。
虽然克莱拉从未出席过法庭，但她的案件以及类似的案件却显示了澳洲司法系统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局限性，与此同时，澳洲的老龄人口正在不断地增加。
在命案后查看了克莱拉精神状况的心理医师Sharon Reutens称，“到2050年，澳洲将有一百万人患上痴呆症，而到时他们的暴力和攻击性行为将成为医疗和老年保护系统的一个重大挑战。……主要的问题是，‘我们要把他们关在哪？’澳洲的监狱系统有内并没有长期的养老院。美国已经为囚犯开设了养老院，我想我们或许也得考虑采取类似的措施了。”
但更严峻的问题是——对于这些受痴呆症影响的案犯，该如何量刑？
去年10月份，55岁的痴呆症患者Michael William Goodridge因于2009年谋杀了照护者Carmel George而被判18年。据悉，在犯案时，Goodridge的痴呆症还未完全控制他，因此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到了接受审判时，他对于自己的罪行一无所知，对于自己将面临的牢狱之灾也毫无感觉。医生指出，Goodridge很可能只有6年的活命时间了。
和克莱拉一样，Goodridge现在也被关在Long Bay监狱的医院里。
澳洲华人社区家庭暴力案件频发 受害者多选隐忍
据2013年05月09日中国新闻网报道，日前，在悉尼奥本市的华裔母女被杀，警方认定女婿付洪瑞(音译)就是凶手，随后付洪瑞的尸体在新州南部高地的火车轨道上被发现。惨案引起华人社区以及论坛对家庭暴力(以下简称家暴)的热议。出于各种顾虑，许多华人女性在面对家暴时选择了忍受。她们为何忍气吞声？该如何走出家暴阴霾寻求帮助？记者采访了澳洲华人服务社高级行政主任郑家宝及新移民定居服务工作人员、澳洲亚裔女工互助会的社工Angela张和悉尼亚裔心理咨询师陆玮，一起来关注华人社区的家暴问题。
张均提到，在她们所接受的来自华人社区的有关家暴求助中，新移民占较大比例，尤其是一些持配偶移民签证者。
这些新移民，往往是带着困惑或有难以解决问题的心情去见社工，常见的情况是因与配偶有文化差异、家庭观念不同、经济收入不平衡所引起的家庭关系不和甚至是家庭暴力。
张提到一个案例，30多岁的黄女士(化名)，本在国内有收入不错的工作，后来在网上认识了悉尼一华人男子。该男性格沉默，有工作，有房子，无婚史。黄女士觉得此人比较老实，几次接触后两人结婚，随后生下一儿一女。
但幸福的生活并未就此展开。等待黄女士的是无尽梦魇。丈夫只要一喝醉酒就打人，一次比一次狠。但是黄女士为了孩子一一都忍了下来。后来黄女士的母亲来到悉尼帮忙带孩子。
一天黄女士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孩子说爸爸踢了外婆一脚。黄女士将母亲送到医院一检查，居然母亲的两根肋骨被踢断了。医院马上报警，并将黄女士她们送到了妇女庇护中心安置。
黄女士悔恨自己的软弱，下定决心离婚，随后便是打官司，争取抚养权、抚养费，前前后后耗了6、7年才算解脱。
很多人认为，只有殴打致伤致残致死才是家暴。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性攻击、婚内强奸、辱骂侮辱、经济封锁、限制人身自由、孤立妻子等行为也都属于家暴。去年6月，澳洲联邦政府还立法，家暴的法律定义扩大至包括恶意辱骂、跟踪、扣留金钱和伤害家庭宠物等行为。
华人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案例。梁女士(化名)以配偶临时签证移民来澳，她在中国与原配离婚多年，没有子女，经介绍认识了现任丈夫吴先生。吴先生是澳洲公民，收入稳定，经常到中国公干。刚认识时，吴先生很欣赏吴女士并对她很好。很快二人结為夫妇。梁女士放弃中国优越的职务来到澳洲。
初到澳洲，梁女士没有工作、收入和朋友。生活中事事都要与吴先生商量了才能做到，带来的积蓄很大部份被丈夫拿去，其余的也很快用完。吴先生不让她学驾车，不让她上免费的英语课程，不让她交朋友，只让她在家里做饭做家务。如果吴先生没有买菜的话，梁女士只能看冰箱还剩下什么或到超市捡些别人不要的菜叶。后来吴先生对她冷嘲热讽，说她没用啥都不懂，现在吃的住的都是靠他。
梁女士非常难过，原先在国内是高级知识分子，人到中年却落到如斯田地。她很忧郁，却不敢跟国内的家人说，更不想回国。她想离开丈夫，一个人生活虽然可能会困难，但起码心情会好些。但吴先生多次威胁她说，如果她不听话，就取消对她的永居签证担保。梁女士就这样忍啊等啊，希望早日拿到签证不再受制于丈夫。
后来梁女士在进行倾诉时，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告诉梁女士，她可能在遭受家庭暴力。但是梁女士认为丈夫没有打她，不能说是虐待。社工给她解释，在澳洲法律下，精神虐待和经济控制都属於家庭暴力。社工亦告诉梁女士，离开丈夫不一定影响她的永居签证，有关的问题，应该尽快寻求法律建议。
遭遇家暴缘何忍气吞声
华人社区中遭遇家庭暴力的华人妇女大多都选择保持沉默，不到万不得已，都鲜有站出来求助，这是为什么呢？
华人服务社高级行政社工主任郑家宝和澳洲亚裔女工互助会的Angela张向本报记者分析，一些人考虑到签证问题，担心一旦闹翻了，丈夫不再进行担保，她们将会被遣返回国。一些人考虑到孩子，觉得为了孩子不希望婚姻破裂，多大的苦都得扛下去，还有的是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担心一上法庭会失去抚养权。有的人则心存幻想，认为丈夫打人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或者际遇不顺，每次打过后丈夫都痛哭流涕表示下次不再犯，于是妻子心软一次又一次原谅，再打，再哭求，再原谅，走入了死胡同。有的人考虑到面子或者经济以及生存压力的问题，只能依赖丈夫。还有的人性格软弱，曾尝试离开但是遭遇更强程度的家暴于是放弃离开。有的人则是因为英语不通，没有社交圈子，遭遇家暴不知何从寻求援助。
还有一些家庭暴力还涉及中国文化中较为禁忌的性虐待，华人妇女对此就更加难以启齿。
华人服务社的社工介绍，这些女性很少会专门就家暴问题前来寻求帮助，都是朋友发现或者平时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家暴的存在。
社工Angela张介绍，在她们所接触的案件中，家暴大概占的比例是20%，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持配偶临时签证的华人新移民。而这些遭遇家暴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各个层次不同年龄的都有。发生家暴的情况也并不因家庭经济条件而有所不同，高薪白领家庭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遭遇家暴的男性也有，但是所占的比例较少，一来是性别上天生体型上的差别，女性相对来说更容易遭受到攻击；二来男性考虑到面子，更少向人倾诉或者向外寻求帮助，所以外界也较少获知。
一份最新的研究显示，澳洲每年大约出现6万宗家庭暴力事件，而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杀害。家暴并不是个人私隐，而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Angela张说，家庭内殴打，这事情发生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哑忍并不是解决方法。而专家也证实，家庭暴力的施暴者的人格特质或成长背景中可能一直存在与家暴有关的因素，所以一旦有一次突破忍耐极限，就可能成为习惯。因此，华人女性在遭遇家暴时，不能盲目地希望丈夫下次不再犯，而应当勇敢寻求救助。
Angela张表示，一些女性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应该好好地了解打算托付终身的这一个人。尤其是一些跨国婚姻，不能仅仅通过数次见面或者几封电邮就判断一个人。
而新移民初到澳洲，也应做好思想准备，事实上，初到全新的环境，相对女性而言，男性面对的压力更大，适应性更差，心理包袱更大，语言沟通能力也较差。这种情况下，夫妇双方应该好好沟通，互相谅解。在矛盾激化之前就将其解决。而男性也要学会释放排解自己的压力，如果发现有心理上的问题应寻求帮助。心理健康不容忽视对于新移民，如果有家庭医生的转介，政府将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服务。
而女性应该学会自强自立。华人服务社的社工介绍，如果在家庭中任何一方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应知道家庭暴力在澳洲是不应被容忍的。受害者应主动寻求外界的帮助，而非独自忍受。应早日主动踏出一步，寻求社区或朋友的帮助，为自己的处境和生活做主。
心理咨询师：华人要主动参与心理治疗
记者也采访到悉尼一位华人心理咨询师陆玮，请他来谈谈澳洲华人社区暴力刑事案件背后，新移民在心理健康方面容易遇到的问题。
陆玮表示，他也从大众传媒了解到最近发生在奥本的家庭暴力凶杀案，谈到嫌犯的为什么能对自己的至亲狠下毒手，陆玮称“这就像一瓶已经装满水的杯子，再多那么一滴，水就会漫出来。”
在悉尼几个主要华人区都有坐诊的陆玮称，根据他的经验，焦虑、抑郁和睡眠不好是困扰华人的几大精神问题，而某些不好的情绪如果发展到极端，就有可能酿成刑事案件。
而产生问题的原因，陆玮则认为，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后，无法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而随着而来的生活和家庭的压力也是现实存在的问题，由于现实和想象的巨大落差，于是就有可能陷入焦虑或者抑郁。
此外，华人交际的圈子有限，再加上中国人“家丑不能外扬”的传统心理，很多在陷入焦虑抑郁后，往往不愿意向身边的人倾诉，而只是独自承受，“长此以往，难免没有崩溃的那一刻。”
至于如何调节压力，除了要加强和家人或朋友的沟通，及时排遣压力，陆玮也强调了适当运动的重要性，特别是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都能帮助人们释放压力。“运动对于那些睡眠不好的人，帮助尤其大，但要注意不能在临睡前运动，那样反而会使得大脑兴奋，无法入睡。”
“很多华人不知道自己持有的Medicare卡，其实可以在一些心理咨询师那里获得免费治疗服务，一年有10次治疗的机会。”
陆玮补充说，自己感到心理不适的华人可以到家庭医生那里开具转诊信，之后接受心理咨询师的治疗，“一些情况严重的病人还可以获得延长治疗次数的机会。”
在比较澳洲华人群体和西人群体在接受心理治疗上的异同时，陆玮称，一些华人主动参与心理治疗的意识并不强，只希望一年10次免费疗程去解决问题的想法不切实际。“有些人觉得来找心理师治疗就是来听课，听完后并不主动参与治疗来改变现状，因此效果并不明显，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免费的缘故。”而接受心理治疗历史较长的西人，很多人能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
“某些时候，宁愿花钱，也自己主动投身治疗，这样效果反而更明显。
张均提到，在她们所接受的来自华人社区的有关家暴求助中，新移民占较大比例，尤其是一些持配偶移民签证者。
这些新移民，往往是带着困惑或有难以解决问题的心情去见社工，常见的情况是因与配偶有文化差异、家庭观念不同、经济收入不平衡所引起的家庭关系不和甚至是家庭暴力。
张提到一个案例，30多岁的黄女士(化名)，本在国内有收入不错的工作，后来在网上认识了悉尼一华人男子。该男性格沉默，有工作，有房子，无婚史。黄女士觉得此人比较老实，几次接触后两人结婚，随后生下一儿一女。
但幸福的生活并未就此展开。等待黄女士的是无尽梦魇。丈夫只要一喝醉酒就打人，一次比一次狠。但是黄女士为了孩子一一都忍了下来。后来黄女士的母亲来到悉尼帮忙带孩子。
一天黄女士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孩子说爸爸踢了外婆一脚。黄女士将母亲送到医院一检查，居然母亲的两根肋骨被踢断了。医院马上报警，并将黄女士她们送到了妇女庇护中心安置。
黄女士悔恨自己的软弱，下定决心离婚，随后便是打官司，争取抚养权、抚养费，前前后后耗了6、7年才算解脱。
很多人认为，只有殴打致伤致残致死才是家暴。这是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性攻击、婚内强奸、辱骂侮辱、经济封锁、限制人身自由、孤立妻子等行为也都属于家暴。去年6月，澳洲联邦政府还立法，家暴的法律定义扩大至包括恶意辱骂、跟踪、扣留金钱和伤害家庭宠物等行为。
华人服务社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样一个案例。梁女士(化名)以配偶临时签证移民来澳，她在中国与原配离婚多年，没有子女，经介绍认识了现任丈夫吴先生。吴先生是澳洲公民，收入稳定，经常到中国公干。刚认识时，吴先生很欣赏吴女士并对她很好。很快二人结為夫妇。梁女士放弃中国优越的职务来到澳洲。
初到澳洲，梁女士没有工作、收入和朋友。生活中事事都要与吴先生商量了才能做到，带来的积蓄很大部份被丈夫拿去，其余的也很快用完。吴先生不让她学驾车，不让她上免费的英语课程，不让她交朋友，只让她在家里做饭做家务。如果吴先生没有买菜的话，梁女士只能看冰箱还剩下什么或到超市捡些别人不要的菜叶。后来吴先生对她冷嘲热讽，说她没用啥都不懂，现在吃的住的都是靠他。
梁女士非常难过，原先在国内是高级知识分子，人到中年却落到如斯田地。她很忧郁，却不敢跟国内的家人说，更不想回国。她想离开丈夫，一个人生活虽然可能会困难，但起码心情会好些。但吴先生多次威胁她说，如果她不听话，就取消对她的永居签证担保。梁女士就这样忍啊等啊，希望早日拿到签证不再受制于丈夫。
后来梁女士在进行倾诉时，华人服务社的社工告诉梁女士，她可能在遭受家庭暴力。但是梁女士认为丈夫没有打她，不能说是虐待。社工给她解释，在澳洲法律下，精神虐待和经济控制都属於家庭暴力。社工亦告诉梁女士，离开丈夫不一定影响她的永居签证，有关的问题，应该尽快寻求法律建议。
遭遇家暴缘何忍气吞声
华人社区中遭遇家庭暴力的华人妇女大多都选择保持沉默，不到万不得已，都鲜有站出来求助，这是为什么呢？
华人服务社高级行政社工主任郑家宝和澳洲亚裔女工互助会的Angela张向本报记者分析，一些人考虑到签证问题，担心一旦闹翻了，丈夫不再进行担保，她们将会被遣返回国。一些人考虑到孩子，觉得为了孩子不希望婚姻破裂，多大的苦都得扛下去，还有的是因为没有收入来源，担心一上法庭会失去抚养权。有的人则心存幻想，认为丈夫打人只是因为心情不好或者际遇不顺，每次打过后丈夫都痛哭流涕表示下次不再犯，于是妻子心软一次又一次原谅，再打，再哭求，再原谅，走入了死胡同。有的人考虑到面子或者经济以及生存压力的问题，只能依赖丈夫。还有的人性格软弱，曾尝试离开但是遭遇更强程度的家暴于是放弃离开。有的人则是因为英语不通，没有社交圈子，遭遇家暴不知何从寻求援助。
还有一些家庭暴力还涉及中国文化中较为禁忌的性虐待，华人妇女对此就更加难以启齿。
华人服务社的社工介绍，这些女性很少会专门就家暴问题前来寻求帮助，都是朋友发现或者平时谈话的时候才发现家暴的存在。
社工Angela张介绍，在她们所接触的案件中，家暴大概占的比例是20%，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持配偶临时签证的华人新移民。而这些遭遇家暴的绝大多数都是女性，各个层次不同年龄的都有。发生家暴的情况也并不因家庭经济条件而有所不同，高薪白领家庭一样会出现这种情况。
遭遇家暴的男性也有，但是所占的比例较少，一来是性别上天生体型上的差别，女性相对来说更容易遭受到攻击；二来男性考虑到面子，更少向人倾诉或者向外寻求帮助，所以外界也较少获知。
一份最新的研究显示，澳洲每年大约出现6万宗家庭暴力事件，而每周至少有一名女性被现任或前任伴侣杀害。家暴并不是个人私隐，而成为一种社会公害。
Angela张说，家庭内殴打，这事情发生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第三次，哑忍并不是解决方法。而专家也证实，家庭暴力的施暴者的人格特质或成长背景中可能一直存在与家暴有关的因素，所以一旦有一次突破忍耐极限，就可能成为习惯。因此，华人女性在遭遇家暴时，不能盲目地希望丈夫下次不再犯，而应当勇敢寻求救助。
Angela张表示，一些女性在选择婚姻的时候，应该好好地了解打算托付终身的这一个人。尤其是一些跨国婚姻，不能仅仅通过数次见面或者几封电邮就判断一个人。
而新移民初到澳洲，也应做好思想准备，事实上，初到全新的环境，相对女性而言，男性面对的压力更大，适应性更差，心理包袱更大，语言沟通能力也较差。这种情况下，夫妇双方应该好好沟通，互相谅解。在矛盾激化之前就将其解决。而男性也要学会释放排解自己的压力，如果发现有心理上的问题应寻求帮助。心理健康不容忽视对于新移民，如果有家庭医生的转介，政府将提供免费的心理辅导服务。
而女性应该学会自强自立。华人服务社的社工介绍，如果在家庭中任何一方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应知道家庭暴力在澳洲是不应被容忍的。受害者应主动寻求外界的帮助，而非独自忍受。应早日主动踏出一步，寻求社区或朋友的帮助，为自己的处境和生活做主。
心理咨询师：华人要主动参与心理治疗
记者也采访到悉尼一位华人心理咨询师陆玮，请他来谈谈澳洲华人社区暴力刑事案件背后，新移民在心理健康方面容易遇到的问题。
陆玮表示，他也从大众传媒了解到最近发生在奥本的家庭暴力凶杀案，谈到嫌犯的为什么能对自己的至亲狠下毒手，陆玮称“这就像一瓶已经装满水的杯子，再多那么一滴，水就会漫出来。”
在悉尼几个主要华人区都有坐诊的陆玮称，根据他的经验，焦虑、抑郁和睡眠不好是困扰华人的几大精神问题，而某些不好的情绪如果发展到极端，就有可能酿成刑事案件。
而产生问题的原因，陆玮则认为，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后，无法找到一份自己满意的工作，而随着而来的生活和家庭的压力也是现实存在的问题，由于现实和想象的巨大落差，于是就有可能陷入焦虑或者抑郁。
此外，华人交际的圈子有限，再加上中国人“家丑不能外扬”的传统心理，很多在陷入焦虑抑郁后，往往不愿意向身边的人倾诉，而只是独自承受，“长此以往，难免没有崩溃的那一刻。”
至于如何调节压力，除了要加强和家人或朋友的沟通，及时排遣压力，陆玮也强调了适当运动的重要性，特别是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都能帮助人们释放压力。“运动对于那些睡眠不好的人，帮助尤其大，但要注意不能在临睡前运动，那样反而会使得大脑兴奋，无法入睡。”
“很多华人不知道自己持有的Medicare卡，其实可以在一些心理咨询师那里获得免费治疗服务，一年有10次治疗的机会。”
陆玮补充说，自己感到心理不适的华人可以到家庭医生那里开具转诊信，之后接受心理咨询师的治疗，“一些情况严重的病人还可以获得延长治疗次数的机会。”
在比较澳洲华人群体和西人群体在接受心理治疗上的异同时，陆玮称，一些华人主动参与心理治疗的意识并不强，只希望一年10次免费疗程去解决问题的想法不切实际。“有些人觉得来找心理师治疗就是来听课，听完后并不主动参与治疗来改变现状，因此效果并不明显，部分原因也可能是免费的缘故。”而接受心理治疗历史较长的西人，很多人能正视自己的心理问题，
“某些时候，宁愿花钱，也自己主动投身治疗，这样效果反而更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