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4日星期日
朱德之孙:钓鱼岛命名问题上没有什么客气可讲
全国政协委员、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开国元勋朱德的孙子朱和平在人民大会堂前也遭遇记者追访。“今年准备两份提案,都是关于文化建设方面的”。尽管他如数托出今年参政的“家底”,但记者们仍不依不饶,从钓鱼岛一直问到了南海问题。
在被问到钓鱼岛最近的命名问题时,他的回答斩钉截铁:我们的领土,当然要自己命名。在被追问到日本事先也进行了命名时,他说道:“那他不对嘛,我们要跟他斗争嘛,这本来就是我们的,这有什么客气的。”
虽然今年没有提交相关提案,朱和平说他对于民生问题中的医保,还是非常关注,他认为,教育改革最近国家加大了力度,上学难的问题得到缓解。而现在全面关注的焦点是医疗改革问题。在谈到改革开放时,朱和平说,改革肯定有代价和风险,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在改革最大的阻力还是经济基础薄弱,他认为,改革还是要谨慎的、有序的、慢慢的进行。
澳大利亚信用卡犯罪和网上犯罪日趋严重
据2012年3月4日澳广报道,澳大利亚一项关于全国犯罪情况的调查发现,信用卡犯罪和网上犯罪活动正在占用越来越多的警力。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称,有统计显示,信用卡和赊账卡欺诈案自2006年以来增加了70%。与此相对照,同期内其他诈欺案平均每年减少3%。
报告指出,网上犯罪活动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仅2010年一年中,澳大利亚全国就有2万9000个针对网站的电脑病毒和木马攻击案件,这个数字几乎是2009年的4倍。
在其他犯罪活动方面,报告显示,服用大麻在与毒品有关的拘捕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与可卡因有关的拘捕增加了47%。
报告称,从总体来看,大部分主要犯罪种类的犯罪率都有所下降,谋杀、攻击、性侵犯和抢劫等犯罪活动都有所减少。
澳大利亚犯罪学研究所公布的最新年度报告称,有统计显示,信用卡和赊账卡欺诈案自2006年以来增加了70%。与此相对照,同期内其他诈欺案平均每年减少3%。
报告指出,网上犯罪活动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仅2010年一年中,澳大利亚全国就有2万9000个针对网站的电脑病毒和木马攻击案件,这个数字几乎是2009年的4倍。
在其他犯罪活动方面,报告显示,服用大麻在与毒品有关的拘捕中所占的比例最大,而与可卡因有关的拘捕增加了47%。
报告称,从总体来看,大部分主要犯罪种类的犯罪率都有所下降,谋杀、攻击、性侵犯和抢劫等犯罪活动都有所减少。
《时代》周刊资深记者:为什么中国将发生经济危机
据2012年3月2日凤凰网报道, 美国《时代》周刊资深记者迈克尔•舒曼(Michael Schuman)昨日发表一篇针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展望的文章,该文章认为,中国如果不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不久的将来,发生经济危机势在必然。
文章原文如下:
世界上大多数人士的看法是,中国是坚不可摧的。中国摆脱掉别处正在呈倍数激增的经济危机,正在迅猛发展不断壮大,其惊人的增长,似乎无论什么阻力也无法阻挡其前进的脚步。中国将超越深陷债务和分裂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经济体看上去似乎会成为必然。那些商人们和决策者展望未来相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经济组织的高级形式来处理现代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而所有这一切,我的答案是:再想想。
中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其影响作用将越来越大,对此我毫无怀疑。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她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经济问题,其中相当多的问题是由美欧的专家所称颂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创造出来的。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不改变,且需以彻底的方式来改变方针路线,中国将经历经济危机。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一直在想,中国可能将面临一段时间某种可怕的崩溃,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不愿意如此强烈地说出我的看法。原因是要告诉中国经济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很困难的,因为缺少数据或者说数据是不可靠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某些方式是独特的——史上目睹过在全球经济上如此大规模比例的崛起且提升如此迅速的吗?很难找到有效的先例;再一个就是时间问题,这很容易说,中国将有一次机会,几乎是不可能说清楚何时可能发生,下个月?明年?未来十年?事实是,因为它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生,所以中国可以继续发展。所以,换句话说,你让我预测是什么类型的危急时,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获得答案,但很明显那会是错误的。
但我在中国呆得时间越久,我越确信,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是的,专门从事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给出种种原因,为什么该国据推测是不同的,因而通常的经济学规则不一定适用于它。但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总是说,经济学无法逃避数学,如果这些数字不加起来,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如此重要,经济将如何快速增长,这个国家将扮演多么沉重的角色等,就没有多大意义。中国有很多的数字,只是没有加起来。
糟糕数字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中国已经采取了亚洲发展模式的形式,这种模式是由日本发明的,围绕东亚的许多快速增长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沿用了该模型。这种模式,通常来说,像这样的功能:1)利用低工资通过出口引发经济增长,并通过巨额投资迅速工业化;2)利用政府的手指导整个过程;3)运用产业政策和国家直接融资使越来越多先进的行业获得发展。此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产生梦幻般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它会崩溃。日本的崩溃始于1990年(二十年后也没能逃过); 韩国是最相似地复制日本模式的国家,在1997年-1998年经历了经济危机。
发生了什么?该模式是基于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对韩国经济-称为“价格错了”的研究。为了刺激投资产生快速增长从而达到所需的高水平,该模式依赖于国家直接补贴,以使投资在某些行业或部门比其它形式更具吸引力并减少风险;为行业提供廉价信贷,或国家在特定的首选项目上进行完全投资;控制汇率以鼓励出口商;为能源,出口等采取各种补贴方式;银行不是以商业为导向的,在很大程度上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政府发展政策的工具。所有这些方法的漏斗钱,私人的和公共的,都进入工业化,创造了我们一次又一次所看到的亚洲天文数字的增长率。
这里的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下去。关于古典经济学家为何总是那么集中于让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原因。用这种方法,市场向潜在投资者发送关于资金应该投向哪亦或不应该投向哪的正确信号。如果那些价格指标倾斜了,因此资源方向也就倾斜了。亚洲模式,通过左右价格,最终创造了巨额的失真,其中金钱被浪费了,产能过剩产生了。资助的公司并没有同未被资助的公司一样产生效益来回报社会,而是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建设了那些不必要的、无利可图的工厂和建筑物。结果,贷款变成呆账,银行部门扭曲,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了的事实。虽然他们的危机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外表现的——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韩国的外部冲击——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脆弱的银行,负债的公司以及愚蠢的投资。
中国正沉湎在诸如日本和韩国所有相同的过激行为中,并且远不止此。在中国的投资达到占近其国内生产总值50%的水平,甚至高于亚洲的标准。对这种天量固定投资所作出的通常的反驳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所有在建的建筑物和道路是必需的。聪明的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做出了这个非常有争议的论点: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已过度投资,因此可以采取不再依靠投资来维持其增长。我们不同意此观点。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确实是非常高(46%)...... 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只进行了一半,它仍然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应付铁路,医院,工业厂房日益增加的需求。最近的基建热潮已带动该国的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然比1880年美国的铁路网络短...在经济方面,我们估计中国的工人人均资本存量大约只有美国的8%的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仍远未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所以,我们相信,国家需要投入更多而非更少。
我完全同意。然而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投资类型。事实上,投资水平如此之高,但在某些关键方面却严重缺乏——这使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产能过剩持续的问题,公司经常从国有银行贷款一窝蜂似的来建设某些行业的过多工厂,如在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领域已经发生了此类现象。国家正投资数千万亿美元来建设高速铁路。而其票价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所能承担的范围,而中国很多重要城市却没有地铁。
这种误导性投资的一个良好部分似乎要进入以房地产为首的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使得建设等成为必然——但取决于正在兴建什么。在温州,最近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称,向购买高档公寓的顾客赠送宝马车——这是过度发展的明显标志;而大多中国人却负担不得起买房的费用。我的北京公寓大楼两侧有三个大商场,似乎很少能看到真正的购物者。现在在北京最优质的写字楼租金比纽约市的价格还要高-尽管事实上,中国的资本是一个大的建设区。但许多大厦的价格疯涨,而其质量与大型企业并不相称。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的大量投资正在资助债务。中国经济中的债务水平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估计,银行信贷在2011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5%-在短短的三年内增加了56个百分点。虽然振荡对中国的银行尚未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许多分析家担心银行最终会遇到不良贷款上升的问题。至于什么时候会到来的迹象,英国“ 金融时报 “ 报道, 最近,政府已下令银行交割地方政府所欠1.7万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属实,这告诉我们两件关键的事情:1)这些国家的政府从银行贷款融资所投资的项目并不会产生的所需要的收益来归还贷款;2)贷款银行的工作簿质量与官方统计的建议相比,存在更多质疑。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累了这么多的债务,摆在首位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金融业缺乏完整的法治。从技术上讲,地方政府根本不允许贷款;与此同时,因为政府实体不断增加他们无法支付的贷款,使得许多小公司,尤其是私人公司,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最终因缺乏资本金而饿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危机片段依序出现,过多的误导性投资,包括由债务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推动着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积极的事情是,至少有一些高层决策者明白需要改变。在声明后的政策宣示政策里,政府承诺改革。问题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自己的意见。经济需要重新平衡,远离投资和出口,更多的鼓励消费-通过注重质量增长, 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高增长率的增长模式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危急就不会发生,或发生的速度不会那么快。是的,中国消费者的增长在全球具有重要性,但中国的储蓄仍然过高而与消费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仍太低。政府可以采取的刺激措施是采取必要的再平衡——例如,减少很多稀有进口商品过高的进口税。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制定正确价格上没有作为。货币仍被牢牢控制着,利率没有变动。因此,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者仍按照错误的价格信号采取行动。
为什么中国的决策者不去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因为他们害怕增长可能会滑坡。的确是!最新的五年计划目标是每年GDP增长7%,但在我看来,每一次增长导致的是双倍下降,领导进入恐慌模式和就再次使经济加快转速。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第四季度上升8.9%,但这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并不足够快,他们已经开始重新松动信贷——把大量的贷款用在经济上。
当我把这些问题带给中国的观察家们时,我通常会受到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政策官员都已经解决了。这是事实,近年来,中国的决策者们在管理瞬息万变的经济方面已经做出了卓越的工作。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西方分析家认为,日本的官僚主义接近冗员,现在日本的平庸官僚被视为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的官僚主义遭受了导致日本官僚误入歧途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相信经济可以由法令管理。古典经济学的工具-让价格正确-都是次要的。为什么用抽象的措施引导经济?这就如同银行的利率,你只需告诉银行要做什么?
正是这种态度杀死了日本经济的奇迹,现在我看到中国正在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没能够逃脱基本数学的力量,中国也不能,无论其决策者可能多么的辉煌!危机何时会发生?有趣的是正与历史在一起玩。亚洲发展模式兴风作浪大约35年后,日本和韩国都遭受了危机—日本运用此发展模式是从20世界50年代开始到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 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急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我这里不是在预测确切的日期,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快到头了,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解决其经济问题。
文章原文如下:
世界上大多数人士的看法是,中国是坚不可摧的。中国摆脱掉别处正在呈倍数激增的经济危机,正在迅猛发展不断壮大,其惊人的增长,似乎无论什么阻力也无法阻挡其前进的脚步。中国将超越深陷债务和分裂的美国,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经济体看上去似乎会成为必然。那些商人们和决策者展望未来相信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会成为一种经济组织的高级形式来处理现代全球经济所面临的挑战。
而所有这一切,我的答案是:再想想。
中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超级大国,在全球经济中其影响作用将越来越大,对此我毫无怀疑。事实上,在很多方面她已经是一个超级大国了;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经济问题,其中相当多的问题是由美欧的专家所称颂的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创造出来的。在我看来,如果中国不改变,且需以彻底的方式来改变方针路线,中国将经历经济危机。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我一直在想,中国可能将面临一段时间某种可怕的崩溃,但到现在为止我一直不愿意如此强烈地说出我的看法。原因是要告诉中国经济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很困难的,因为缺少数据或者说数据是不可靠的。中国在经济方面的某些方式是独特的——史上目睹过在全球经济上如此大规模比例的崛起且提升如此迅速的吗?很难找到有效的先例;再一个就是时间问题,这很容易说,中国将有一次机会,几乎是不可能说清楚何时可能发生,下个月?明年?未来十年?事实是,因为它将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发生,所以中国可以继续发展。所以,换句话说,你让我预测是什么类型的危急时,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获得答案,但很明显那会是错误的。
但我在中国呆得时间越久,我越确信,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是不可持续的。是的,专门从事研究中国的经济学家可以给出种种原因,为什么该国据推测是不同的,因而通常的经济学规则不一定适用于它。但一个简单的事情,我总是说,经济学无法逃避数学,如果这些数字不加起来,对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可能会如此重要,经济将如何快速增长,这个国家将扮演多么沉重的角色等,就没有多大意义。中国有很多的数字,只是没有加起来。
糟糕数字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国家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中国已经采取了亚洲发展模式的形式,这种模式是由日本发明的,围绕东亚的许多快速增长的国家不同程度地沿用了该模型。这种模式,通常来说,像这样的功能:1)利用低工资通过出口引发经济增长,并通过巨额投资迅速工业化;2)利用政府的手指导整个过程;3)运用产业政策和国家直接融资使越来越多先进的行业获得发展。此系统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产生梦幻般的经济增长,但最终,它会崩溃。日本的崩溃始于1990年(二十年后也没能逃过); 韩国是最相似地复制日本模式的国家,在1997年-1998年经历了经济危机。
发生了什么?该模式是基于爱丽丝.阿姆斯登(Alice Amsden)对韩国经济-称为“价格错了”的研究。为了刺激投资产生快速增长从而达到所需的高水平,该模式依赖于国家直接补贴,以使投资在某些行业或部门比其它形式更具吸引力并减少风险;为行业提供廉价信贷,或国家在特定的首选项目上进行完全投资;控制汇率以鼓励出口商;为能源,出口等采取各种补贴方式;银行不是以商业为导向的,在很大程度上银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作为政府发展政策的工具。所有这些方法的漏斗钱,私人的和公共的,都进入工业化,创造了我们一次又一次所看到的亚洲天文数字的增长率。
这里的问题是,价格不能无限期地错下去。关于古典经济学家为何总是那么集中于让市场找到正确的价格水平,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原因。用这种方法,市场向潜在投资者发送关于资金应该投向哪亦或不应该投向哪的正确信号。如果那些价格指标倾斜了,因此资源方向也就倾斜了。亚洲模式,通过左右价格,最终创造了巨额的失真,其中金钱被浪费了,产能过剩产生了。资助的公司并没有同未被资助的公司一样产生效益来回报社会,而是导致他们做出错误的投资决策,建设了那些不必要的、无利可图的工厂和建筑物。结果,贷款变成呆账,银行部门扭曲,这正是在日本和韩国所发生了的事实。虽然他们的危机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外表现的——日本资产泡沫的破灭,韩国的外部冲击——两国经济崩溃的原因是相同的:脆弱的银行,负债的公司以及愚蠢的投资。
中国正沉湎在诸如日本和韩国所有相同的过激行为中,并且远不止此。在中国的投资达到占近其国内生产总值50%的水平,甚至高于亚洲的标准。对这种天量固定投资所作出的通常的反驳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所有在建的建筑物和道路是必需的。聪明的汇丰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做出了这个非常有争议的论点:
现在市场上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已过度投资,因此可以采取不再依靠投资来维持其增长。我们不同意此观点。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重确实是非常高(46%)...... 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只进行了一半,它仍然需要更多的投资来应付铁路,医院,工业厂房日益增加的需求。最近的基建热潮已带动该国的运输能力,但中国的铁路网络仍然比1880年美国的铁路网络短...在经济方面,我们估计中国的工人人均资本存量大约只有美国的8%的和韩国的15%。换句话说,中国的资本积累仍远未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所以,我们相信,国家需要投入更多而非更少。
我完全同意。然而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更多的投资,而在于中国是否得到了它所需要的投资类型。事实上,投资水平如此之高,但在某些关键方面却严重缺乏——这使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产能过剩持续的问题,公司经常从国有银行贷款一窝蜂似的来建设某些行业的过多工厂,如在钢铁和太阳能电池板领域已经发生了此类现象。国家正投资数千万亿美元来建设高速铁路。而其票价超出了大多数中国人所能承担的范围,而中国很多重要城市却没有地铁。
这种误导性投资的一个良好部分似乎要进入以房地产为首的行业。房地产开发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理论上讲,中国的快速城市化使得建设等成为必然——但取决于正在兴建什么。在温州,最近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称,向购买高档公寓的顾客赠送宝马车——这是过度发展的明显标志;而大多中国人却负担不得起买房的费用。我的北京公寓大楼两侧有三个大商场,似乎很少能看到真正的购物者。现在在北京最优质的写字楼租金比纽约市的价格还要高-尽管事实上,中国的资本是一个大的建设区。但许多大厦的价格疯涨,而其质量与大型企业并不相称。
更糟糕的是,在中国的大量投资正在资助债务。中国经济中的债务水平一直在以惊人的速度上升。评级机构惠誉估计,银行信贷在2011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85%-在短短的三年内增加了56个百分点。虽然振荡对中国的银行尚未有明显的负面影响,但许多分析家担心银行最终会遇到不良贷款上升的问题。至于什么时候会到来的迹象,英国“ 金融时报 “ 报道, 最近,政府已下令银行交割地方政府所欠1.7万亿美元的贷款。如果属实,这告诉我们两件关键的事情:1)这些国家的政府从银行贷款融资所投资的项目并不会产生的所需要的收益来归还贷款;2)贷款银行的工作簿质量与官方统计的建议相比,存在更多质疑。最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积累了这么多的债务,摆在首位的事实证明了中国的金融业缺乏完整的法治。从技术上讲,地方政府根本不允许贷款;与此同时,因为政府实体不断增加他们无法支付的贷款,使得许多小公司,尤其是私人公司,无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最终因缺乏资本金而饿死。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危机片段依序出现,过多的误导性投资,包括由债务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推动着的庞大的房地产热潮。听起来熟悉吗?危机,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中国领导人不采取行动,重新定位经济方向的话。积极的事情是,至少有一些高层决策者明白需要改变。在声明后的政策宣示政策里,政府承诺改革。问题是,中国政府并没有采取自己的意见。经济需要重新平衡,远离投资和出口,更多的鼓励消费-通过注重质量增长, 而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追求高增长率的增长模式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样危急就不会发生,或发生的速度不会那么快。是的,中国消费者的增长在全球具有重要性,但中国的储蓄仍然过高而与消费相比国内生产总值仍太低。政府可以采取的刺激措施是采取必要的再平衡——例如,减少很多稀有进口商品过高的进口税。更重要的是,政府在制定正确价格上没有作为。货币仍被牢牢控制着,利率没有变动。因此,在中国境内的投资者仍按照错误的价格信号采取行动。
为什么中国的决策者不去追求更加根本性的改革?因为他们害怕增长可能会滑坡。的确是!最新的五年计划目标是每年GDP增长7%,但在我看来,每一次增长导致的是双倍下降,领导进入恐慌模式和就再次使经济加快转速。国内生产总值在2011年第四季度上升8.9%,但这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并不足够快,他们已经开始重新松动信贷——把大量的贷款用在经济上。
当我把这些问题带给中国的观察家们时,我通常会受到批评——我被告知,北京的政策官员都已经解决了。这是事实,近年来,中国的决策者们在管理瞬息万变的经济方面已经做出了卓越的工作。但是,任何股票投资者都非常清楚,过去的业绩并不能保证未来的业绩。早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西方分析家认为,日本的官僚主义接近冗员,现在日本的平庸官僚被视为经济复苏的主要障碍之一。今天,中国的官僚主义遭受了导致日本官僚误入歧途的同样的问题-他们相信经济可以由法令管理。古典经济学的工具-让价格正确-都是次要的。为什么用抽象的措施引导经济?这就如同银行的利率,你只需告诉银行要做什么?
正是这种态度杀死了日本经济的奇迹,现在我看到中国正在走向同样的命运。日本没能够逃脱基本数学的力量,中国也不能,无论其决策者可能多么的辉煌!危机何时会发生?有趣的是正与历史在一起玩。亚洲发展模式兴风作浪大约35年后,日本和韩国都遭受了危机—日本运用此发展模式是从20世界50年代开始到1989年,韩国是从1962年开始到1997年。 这样算来,中国的危急大约在2014-2015年左右。我这里不是在预测确切的日期,我想说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期快到头了,下一步需要做的是解决其经济问题。
十八大换届敏感时期 中国再度掀起学雷锋的热潮
据2012年3月3日澳广报道,今年是雷锋逝世五十周年。自从2月下旬以来,雷峰的名字再度频繁出现官方主流媒体,央视近来每天播放《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人民日报》也发表系列文章吁弘扬雷锋精神。一场学习雷锋的新运动又拉开了帷幕。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近日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为什么中国在今年这个敏感的时期要开展学习雷锋的运动的?这个运动符合市场经济吗?澳广记者方腾采访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
夏明教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开出的一剂错误的药方。
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近日强调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在全社会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为什么中国在今年这个敏感的时期要开展学习雷锋的运动的?这个运动符合市场经济吗?澳广记者方腾采访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
夏明教授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开出的一剂错误的药方。
今天是“清洁澳洲日” 从我做起 清洁澳洲
每年3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是“清洁澳洲日”,也就是今天。在经历了22年的发展历程后,它已演变成目前澳洲最大的社区环保清洁活动。
清洁澳洲的想法源于澳洲普通人伊恩基南最初的简单愿望:清洁悉尼港。因为那是伊恩从小生活的地方,他不想让这个美丽的港湾充斥人们丢弃的废物垃圾。1989年伊恩向公众推出“清洁悉尼海湾日”获得极大反响。随后这一活动像滚雪球一样日渐壮大。迄今为止清洁澳洲日的志愿者己清理收集了20万吨垃圾,相当于可以装满470万个市政厅发给每个家庭的绿色大垃圾桶。
1993年伊恩得到了联合国环境署的支持,将他清洁澳洲的梦想推向世界,向公众推出了“清洁世界日”,迅速得到全球热烈响应。现在每年有120多个国家,3千5百万人参加这一活动。一个普通澳洲人的想法反映了世界上多数人,社区对于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关注。也表明人们愿意捋起袖子,以自身的行动保护环境。此后清洁澳洲日组织的理念得到社区,大公司和政府的支持。
随着清洁澳洲活动的深入,保护社区环境的理念已植入澳洲人的日常生活,开始影响人们的购物和消费习惯。而且清洁澳洲日不再仅限于一天的活动,相继推出了清洁公司日(今年是2月28日),清洁学校日(今年是3月2日)等等。
2011年的统计表明有565,510名志愿者参加了清洁澳洲日活动。在 7,479个清洁点共清理垃圾 16,454吨。清洁日收集的垃圾有80%为可回收垃圾。
2010年排位前十名的垃圾种类:
1、 烟头
2、 碎纸屑
3、 废塑料
4、 宠物瓶
5、 薯片和糖果袋
6、 塑料瓶盖
7、 饮料瓶
8、 玻璃碎片
9、 金属饮料罐
10、金属瓶盖
人们可能想像不到的是,烟头竟然是清洁日的头号垃圾,而且每年都名列前矛。一个烟头最长需要12年才可以完全降解。
澳洲属于世界上人均垃圾制造量高的国家之一。每年估计有7亿烟头丢弃在街道、公园、河道等地,每年有8千万废弃的塑料袋对澳洲珍贵的海洋生物造成了严重危胁。据悉回收一吨废塑料的能源可以让一个冰箱工作一个月。
2010年清洁澳洲废物回收报告数据显示,最容易受到乱扔废弃物的地点是:
1.公共交通地点
2.商场
3.海滩沿岸
4.公路沿岸
5.小河和沟渠
6.学校校园
7.公园
8.野外漫步小径
个人如果想要参加澳洲清洁日活动,可以在网上登记自建清洁点或参加已建立的清洁点。如果没有时间也可以把你知道的需要清理的公共区域告诉澳洲清洁日组织。古语说的好:莫以善小而不为。更何况环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赵启正:王立军调查取得进展 媒体报道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荒唐的
中国网3月2日讯 全国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今日下午15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场新闻发布会,谈到王立军问题,大会发言人赵启正介绍说,王立军已经请假不出席这次会议。媒体对王立军报道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荒唐的。
赵启正说,据我所知,王立军目前正在接受有关部门的调查,调查工作也取得了进展。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已经请假不出席这次会议。
王立军事件发生后,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这些报道都是“拼图式”的,由于资料并不全面,缺的地方就靠想象绘制了,因此这些“拼图”都是不准确的,甚至是荒唐的。
赵启正表示,王立军事件是一个孤立发生的事件,建议你不要做过多的想象。
赵启正认为,近年来,重庆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成就。你如果有兴趣,在全国人大开幕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薄熙来,你采访他就是了。
最新报告显示:悉尼亟需第二个国际机场 究竟会选址在哪里?
据2012年03月03日澳联社报道,澳洲联邦和新州政府最新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随着悉尼机场空运压力的不断增加,增建第二国际机场已变得刻不容缓,否则将付出近千亿澳元和数万就业机会的沉重代价。但联邦政府回应否定了报告提出的增加现有机场小时航班起降班次,以及将Badgerys Creek作为第二机场选址的建议。
澳新社的报道指出,周五公布的关于悉尼机场空运能力的报告是由联邦和新州政府联合委托的,耗资800万澳元。报告指出,如果政府对日益增长的航班需求无所作为,到2060年将损失“595亿澳元的开支和340亿澳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全国77,900份就业。报告还称,到2020年悉尼机场每耽搁一小时,就会导致全国600架航班延误。因此,“需要立即行动,提升机场空运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在未来5年内修建悉尼第二机场,首选是Badgerys Creek,其次是Wilton;增加每小时悉尼机场起飞和降落的航班数,从目前的80架增至85架;扩建现有其它机场,包括Newcastle机场和Bankstown机场的规模,以及增加至悉尼机场的公共交通等。
联邦运输部长阿尔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回应称,政府承诺将开展第二机场的选址工作,但不会就时间期限或投资预算表态。他否定了选择巴吉里斯溪的提议,但表示将着手考察在Wilton修建第二机场的可行性。此外,政府也不会改变对飞机起落架次进行限制的立场。他说:“飞机起降的上限已经写入法律,我们不支持对法律的任何修改。”
禁止飞机噪音党(No Aircraft Noise Party)主席Allan Rees也主张尽快修建第二机场,称这是减少悉尼机场噪音的需要。但他认为Wilton是最佳选择,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住宅开发活动。
报告出炉使修建第二机场再次成为焦点。新州州长奥法雷尔(Barry O’Farrell)以前曾提议最佳选址为堪培拉。但阿尔班尼斯表示:“报告明确拒绝了距悉尼如此遥远的堪培拉机场或任何其它机场成为悉尼第二机场。”
前联邦副总理费泽尔(Tim Fischer)认为,澳洲更需要的是高速铁路,而不是悉尼的第二机场。他在周五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重申他多年的一贯立场,澳洲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发展高速铁路。如实现这一设想,布里斯班至悉尼仅需3小时。
据悉,Badgerys Creek早在1979年就被提名为最佳机场选址。而高速铁路建造成本预计为360亿澳元,与全国宽带网工程相当。如果现在就开始修建,在2020至2030年间即可建成并投入运营。
澳新社的报道指出,周五公布的关于悉尼机场空运能力的报告是由联邦和新州政府联合委托的,耗资800万澳元。报告指出,如果政府对日益增长的航班需求无所作为,到2060年将损失“595亿澳元的开支和340亿澳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以及全国77,900份就业。报告还称,到2020年悉尼机场每耽搁一小时,就会导致全国600架航班延误。因此,“需要立即行动,提升机场空运能力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报告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包括在未来5年内修建悉尼第二机场,首选是Badgerys Creek,其次是Wilton;增加每小时悉尼机场起飞和降落的航班数,从目前的80架增至85架;扩建现有其它机场,包括Newcastle机场和Bankstown机场的规模,以及增加至悉尼机场的公共交通等。
联邦运输部长阿尔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回应称,政府承诺将开展第二机场的选址工作,但不会就时间期限或投资预算表态。他否定了选择巴吉里斯溪的提议,但表示将着手考察在Wilton修建第二机场的可行性。此外,政府也不会改变对飞机起落架次进行限制的立场。他说:“飞机起降的上限已经写入法律,我们不支持对法律的任何修改。”
禁止飞机噪音党(No Aircraft Noise Party)主席Allan Rees也主张尽快修建第二机场,称这是减少悉尼机场噪音的需要。但他认为Wilton是最佳选择,因为那里几乎没有住宅开发活动。
报告出炉使修建第二机场再次成为焦点。新州州长奥法雷尔(Barry O’Farrell)以前曾提议最佳选址为堪培拉。但阿尔班尼斯表示:“报告明确拒绝了距悉尼如此遥远的堪培拉机场或任何其它机场成为悉尼第二机场。”
前联邦副总理费泽尔(Tim Fischer)认为,澳洲更需要的是高速铁路,而不是悉尼的第二机场。他在周五接受媒体采访时再次重申他多年的一贯立场,澳洲必须从现在开始着手发展高速铁路。如实现这一设想,布里斯班至悉尼仅需3小时。
据悉,Badgerys Creek早在1979年就被提名为最佳机场选址。而高速铁路建造成本预计为360亿澳元,与全国宽带网工程相当。如果现在就开始修建,在2020至2030年间即可建成并投入运营。
如此反复无常的尴尬 一国总理谎言连篇并一再被戳穿!
据2012年3月1日《澳洲日报》报道,吉拉德取得对陆克文的历史性胜利后才过了两天,新的爆料又让她的威信陷入了泥沼。
工党内部人士揭露总理曾秘密邀请前新州州长卜卡(Bob Carr)出任外交部长一职,这件事本身就伤害了吉拉德倡导的全党团结。更糟的是,尽管吉拉德本人坚决否认上述爆料的真实性,可另一位当事人卜卡的说法却与之直接抵触。
周四,有报导称防长史密斯证实曾阻挠卜卡出任外长,史密斯之后亲自发表声明予以否认。然后,又有消息人士向新闻媒体爆料,其实整个招聘计划全都是新州工党书记达斯提亚(Sam Dastyari)在未咨询总理的情况下一手策划的,总理是跟卜卡联系过,但没有请他出任外长,都是达斯提亚说的。吉拉德周二一早与资深同僚探讨后就“枪毙”了这个提案。
在这么多不同版本的“真相”面前,重要的已经不是真假,而是一件例行公事居然能如此迅速地演变成一场舆论和政治灾难。而总理在处理这场爆料风波时表现出的生硬和笨拙,也在同僚间引发了对她政治判断力的新的担忧。
周三晚,吉拉德痛斥《澳洲人报》上有关政府邀请卜卡出山的报导“完全不是真的”——尽管卜卡本人早前已经公开证实他确实收到了邀请。吉拉德先是在媒体面前极力否认此事,之在议会上却又拒绝再次否认,这让她成了艾伯特攻击的活靶子,后者称她为“一个奉行恶劣信条的律师——诡诈、爱逃避而且不诚实”,让卜卡陷入了“屈辱和孤立无援”的境地。
艾伯特痛批派系权力掮客又一次“主宰”了吉拉德政府。“总理又一次遭到了那些掌握工党、控制政府的影武者们的霸凌、殴打和出卖。他们信奉的只有权力,影武者们予取予求,愿上帝保佑他们。”
就连工党议员也看不下去地私下批评起了总理。“她说的听起来象是彻底否认与卜卡有任何接触似的,尽管卜卡已经证实俩人有接触。”一名工党议员忍不住表示,“吉拉德在本周的领导权表决中取得了胜利,她拥有党团的忠诚。但犯下这种错误却不免让人质疑她在最近几个月里的领导权。”
另一名自称在周一的表决中投票给陆克文的议员表示:“这就是Kevin先前一直在警告我们的事,这就是错上加错。”
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组建新阁 “清算”对手粉丝
据2012年03月04日《南方都市报》报道,澳大利亚总理朱莉娅·吉拉德2日宣布改组内阁,任命已退出政坛多年的工党老将鲍勃·卡尔重新出山,接替已宣布辞职的前外交部长陆克文。同时,分管紧急情况事务的内阁成员罗伯特·麦克莱兰遭吉拉德弃用。
组建“最佳团队”
吉拉德当天与现年65岁的卡尔一同出现在记者会上,公布内阁改组方案。用吉拉德的话说,她为本届政府组建了一个“最佳团队”。卡尔曾在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新南威尔士州出任州长10年,2005年退出政坛,在主办2000年悉尼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过程中充任过关键角色。
卡尔在记者会上承认,一度纠结于是否重新出山,但当总理清晰的声音传来:“你是否愿担任澳大利亚外长?”“我找不到其他理由说‘不’”。
对卡尔的任命出乎外界预料,这被视为吉拉德“固执己见”之举。不少政治分析师先前看好国防部长斯蒂芬·史密斯,原因是他在陆克文之前担任过外长一职,资历丰富。史密斯在内阁改组后留任国防部长。据悉,吉拉德内阁多名成员先前反对卡尔出任外长,而吉拉德本人多次否认正考虑邀请卡尔入阁,结果却显现她力排众议邀老将出山。
“清算”对手粉丝
与外长人选的意外相比,吉拉德对部分陆克文支持者的“清算”属意料之中。根据改组方案,先前明确表态支持陆克文的内阁成员中,麦克莱兰遭弃用;金·卡尔不再担任创新、工业和科技部长,而改任相对次要的公共事业和社会包容部部长;移民和公民事务部长克里斯·鲍恩以及资源和能源部长马丁·弗格森留任。吉拉德在记者会上否认弃用麦克莱兰与他支持陆克文相关,称所作取舍“取决于能力以及如何打造最强团队”。
麦克莱兰随后所作解释明显有别于吉拉德,称吉拉德告知自己不再担任内阁职务时,曾暗示他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陆克文的支持时比其他人做得“过”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