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22日星期日
新年摆宴食鱼翅 华人惨遭环保组织抨击
据2012年1月22日《悉尼晨锋报》报道，鱼翅口感黏滑，为中国古代“八珍”之一，传说能延缓衰老，甚至提升性能力，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人眼中名贵的酒桌圣品。如今，新年临近，在澳华人们为贺新春，大摆宴席，许多宴席上便少不了鱼翅上桌，不过，如此大规模食用鱼翅的行为，自然遭到了一些环保组织的抨击。
澳洲反鱼翅联盟（The Australian Anti Shark Finning Alliance）创始人鲁曾（Mike Rutzen）指责华人食用鱼翅是在“拿传统当借口”，他拿“缠足”做例指称，“在中国，缠足也曾是一种传统，但正因为这种传统习俗是血腥野蛮的，所以它慢慢消失了，食用鱼翅也是同理，这种残忍的习俗应该只存在于历史书中。”
在华外国人评价道德状况:中国人总体上腼腆善良
2012年1月22日《瞭望新闻周刊》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围绕多个中国社会热点话题，在半个月内相继采访了北京、上海两地的美、英、法、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也门等国的在华外籍人士。采访中，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们认为，应当客观理性看待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中国人总体上腼腆而善良”
多位受访外国人回忆了他们在华期间，接受过很多热心人各种各样的帮助，即使遇到个别有争议的问题，大家都能彼此宽容体谅。
英国工程师、目前在上海经营食品生意的艾米莉娅·希顿·伦肖回忆说，自己在上海创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种帮助。她说：中国社会一些普通人，虽然与我之间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又善良、又热心，会主动伸出援手。
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应当理性看待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现状。
澳大利亚中年女作家琳达·尼尔应邀来华驻点创作两个月，恰逢“小悦悦事件”发生。她说：“我觉得这是一起极个别的意外事故，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曾经发生或今后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认为，“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中国人不仅关注这件事，媒体和舆论还不断反思这个问题，这具有积极向善的社会意义。
从事价值观研究、来华经历超过30年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史蒂夫·库里克教授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中国“有时见义勇为的成本显得非常高”。
“道德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采访中，多位外国人提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受访者还告诉本刊记者，“道德重建”是欧美主要国家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都曾面临的挑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
琳达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轫和发展，都曾经历了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逐步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英国用了大约300年时间，法国国内出现的动荡比英国还激烈。中国与英法的发展道路不同，但这种“经济增长与道德滞后的矛盾困境”，对中国而言也算是一面镜子。
从事跨民族文化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薇薇安介绍，与中世纪的情况不同，现代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一部分是由宗教仪式完成，另一部分主要由家庭和学校协同完成，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经历了走向多元的过程。
史蒂夫·库里克教授分析，美国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可以归功于100多年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构建的现代教育理论体系，道德被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入日常教学。
多位受访外国人认为，“道德重建”的制度和法制保障非常重要。据了解，在社会公德领域的立法而言，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颁布实施了保障见义勇为者利益的“好人法”，以此来减少和规避社会上“见死不救”的恶性事件频发，弘扬公平正义，其基本原则是“无偿救助免责，见死不救必惩”。
法国教师阿格斯迪诺告诉本刊记者，法国有一部“没有对危难者施以援手”的法律，可译为“见险不救法”。大致内容是，如果公民目击了一起事故，可以施救却没有，轻者会被判罚款约合数十万元人民币，重则可能入狱数年。类似的法律条款也出现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中。
走中国特色的道德建设之路
在绝大部分受访外国人看来，首先应当维护国家司法体系的公正威信，确保公众对体系的信赖度，为“抑恶扬善”营造更完备的保障。阿格斯迪诺说，如果有“见险不救法”或是一部鼓励助人为乐的法律等，将有助于鼓励更多的中国普通人见义勇为。“就当下的环境来看，我觉得立法可能是有效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助人为乐的人应受到保护，不用为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起诉而担忧。”
谈及德育教育，相当一部分受访外国人提到，中国在学校中的德育教学应当注意改变方式，多用激励、启发、诱导的方法，激发孩子的道德潜能，避免简单化的灌输。此外，培训大量善于开展激励式道德教育的师资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女性外籍人士建议，中国可以尝试德育与体育的“平衡式”教育法，鼓励孩子走出课堂，通过大量的户外运动和训练，培养勤劳、勇敢、合作等基本品质，德育教学水到渠成。一位曾担任教师工作的外国受访者还建议，中国应当更加重视利用纪念馆、博物馆、科技馆、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设施的情景熏陶进行道德教育。
库里克教授则指出，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使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之路，也注定与古代的、与西方的，有所不同。解决中国当下遇到的一些社会问题，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从发展的角度出发，逐步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进一步完善社会结构的整合，将有助于中国社会道德建设。
琳达认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与处理好“快”和“慢”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高速发展的经济，必然需要精神领域的步伐跟上去。“中国人也要看到，道德建设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要的是马上行动起来。”她最后这样说。
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围绕多个中国社会热点话题，在半个月内相继采访了北京、上海两地的美、英、法、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也门等国的在华外籍人士。采访中，这些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国籍的外国人，他们对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他们认为，应当客观理性看待当前中国社会的道德现状，同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
“中国人总体上腼腆而善良”
多位受访外国人回忆了他们在华期间，接受过很多热心人各种各样的帮助，即使遇到个别有争议的问题，大家都能彼此宽容体谅。
英国工程师、目前在上海经营食品生意的艾米莉娅·希顿·伦肖回忆说，自己在上海创业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种帮助。她说：中国社会一些普通人，虽然与我之间有语言障碍，但是他们又善良、又热心，会主动伸出援手。
采访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应当理性看待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现状。
澳大利亚中年女作家琳达·尼尔应邀来华驻点创作两个月，恰逢“小悦悦事件”发生。她说：“我觉得这是一起极个别的意外事故，一些西方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曾经发生或今后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她认为，“小悦悦事件”发生后，中国人不仅关注这件事，媒体和舆论还不断反思这个问题，这具有积极向善的社会意义。
从事价值观研究、来华经历超过30年的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史蒂夫·库里克教授分析，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下中国“有时见义勇为的成本显得非常高”。
“道德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采访中，多位外国人提及：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中国社会“道德建设”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有的受访者还告诉本刊记者，“道德重建”是欧美主要国家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都曾面临的挑战，经历了漫长的探索。
琳达分析，英国和法国的资本主义发轫和发展，都曾经历了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逐步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漫长，英国用了大约300年时间，法国国内出现的动荡比英国还激烈。中国与英法的发展道路不同，但这种“经济增长与道德滞后的矛盾困境”，对中国而言也算是一面镜子。
从事跨民族文化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薇薇安介绍，与中世纪的情况不同，现代西方国家的道德教育一部分是由宗教仪式完成，另一部分主要由家庭和学校协同完成，西方道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经历了走向多元的过程。
史蒂夫·库里克教授分析，美国现代社会道德教育，可以归功于100多年前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构建的现代教育理论体系，道德被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融入日常教学。
多位受访外国人认为，“道德重建”的制度和法制保障非常重要。据了解，在社会公德领域的立法而言，一些西方国家和地区颁布实施了保障见义勇为者利益的“好人法”，以此来减少和规避社会上“见死不救”的恶性事件频发，弘扬公平正义，其基本原则是“无偿救助免责，见死不救必惩”。
法国教师阿格斯迪诺告诉本刊记者，法国有一部“没有对危难者施以援手”的法律，可译为“见险不救法”。大致内容是，如果公民目击了一起事故，可以施救却没有，轻者会被判罚款约合数十万元人民币，重则可能入狱数年。类似的法律条款也出现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的刑法中。
走中国特色的道德建设之路
在绝大部分受访外国人看来，首先应当维护国家司法体系的公正威信，确保公众对体系的信赖度，为“抑恶扬善”营造更完备的保障。阿格斯迪诺说，如果有“见险不救法”或是一部鼓励助人为乐的法律等，将有助于鼓励更多的中国普通人见义勇为。“就当下的环境来看，我觉得立法可能是有效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助人为乐的人应受到保护，不用为可能被居心不良的人起诉而担忧。”
谈及德育教育，相当一部分受访外国人提到，中国在学校中的德育教学应当注意改变方式，多用激励、启发、诱导的方法，激发孩子的道德潜能，避免简单化的灌输。此外，培训大量善于开展激励式道德教育的师资力量也是必不可少的。
有的女性外籍人士建议，中国可以尝试德育与体育的“平衡式”教育法，鼓励孩子走出课堂，通过大量的户外运动和训练，培养勤劳、勇敢、合作等基本品质，德育教学水到渠成。一位曾担任教师工作的外国受访者还建议，中国应当更加重视利用纪念馆、博物馆、科技馆、历史遗迹等社会文化设施的情景熏陶进行道德教育。
库里克教授则指出，中国拥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与西方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使当代中国的道德建设之路，也注定与古代的、与西方的，有所不同。解决中国当下遇到的一些社会问题，需要超乎常人的耐心；从发展的角度出发，逐步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分配，进一步完善社会结构的整合，将有助于中国社会道德建设。
琳达认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与处理好“快”和“慢”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高速发展的经济，必然需要精神领域的步伐跟上去。“中国人也要看到，道德建设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要的是马上行动起来。”她最后这样说。
去年第四季度墨尔本房价反弹 Canterbury摘“贵”冠
其中Canterbury险胜Kew夺下去年四季度房价最贵城区之位，房价中值达到161.5万澳元，而Melton则成为同期房价最低廉之城区，房价中值为28万澳元。同时，东Ballarat 的房价去年增长10.9%，而北Ballarat则下滑了16.7%。
分析师表示，维州房市在最近的全球市场骚乱后仍然处于停滞状态。独立房产咨询机构Charter Keck Cramer的George Bougias认为，就欧洲问题产生的不确定性而言，墨尔本市场的反应“相当不错”。
维州房地产协会执行长Enzo Raimondo指出，“消费者信心低迷、维州经济增长减速以及供给增加”为当前市场的主要影响因素。
凉拌菜小心中毒！ 两种沙拉豆芽菜大肠杆菌超标
维州卫生当局提醒消费者不要食用两种常见沙拉用豆芽菜，因为它们被测出含有高量的大肠杆菌。代理卫生官莱斯利（Rosemary Lester）表示，消费者应该禁食Gippsland Sprouts Co Salad Sprouts-Alfalfa，Onion and Mung Beans和Flowerdale Farm Alfalfa Salad Sprouts-Alfalfa，Onion and Mung Beans这两种食用期限为1月23日的沙拉豆芽产品。
莱斯利指出，两种产品均以120克装蚌壳形塑料包的形式出售，“测试这些产品的公司发现其大肠杆菌的含量非常高，已经购买的消费者千万不能食用。这两样产品从1月5日起在小型食杂店和蔬果店出售，此外，Footscray批发水果和蔬菜市场也有售。”
莱斯利称，公司正在召回所有相关产品。大肠杆菌感染的常见症状为胃痛和胃痉挛、呕吐以及腹泻。“任何已经食用该类产品并显示出任何相关症状的消费者应该立即去看医生。”
莱斯利指出，两种产品均以120克装蚌壳形塑料包的形式出售，“测试这些产品的公司发现其大肠杆菌的含量非常高，已经购买的消费者千万不能食用。这两样产品从1月5日起在小型食杂店和蔬果店出售，此外，Footscray批发水果和蔬菜市场也有售。”
莱斯利称，公司正在召回所有相关产品。大肠杆菌感染的常见症状为胃痛和胃痉挛、呕吐以及腹泻。“任何已经食用该类产品并显示出任何相关症状的消费者应该立即去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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